“柴湖移民是最能吃苦的，幹起活來喊著丹江號子，驚天動地，所有外工都是提前完成，從沒拖過後腿，但因移民生活太差，營養跟不上，部分人最後卻落下一身病。雙河村的賈寶貴、劉莊村的張吉占年紀輕輕的橫屍工地，我想起來心裏就一陣酸疼。”幹了十幾年的柴湖民工團團長、離休老幹部龔澤法說著說著便哽咽起來。
遷移大柴湖後的近40年來，移民們從情感上忍受著思鄉之苦，是沒有離開過家門的人永遠也無法感受到的。十多年前冬天的一天清早，柴湖發往淅川的長途客車即將上路，隻見四五個人拉了一輛板車，車上躺著一位棉衣棉帽棉被捂的嚴嚴實實不露皮毛、看樣子像是一位重病染身的人。司售人員見狀急忙下車招呼，可是來人死活不讓別人碰他一下，他們自己把病人抱上車，由一位小夥子摟抱著，另有兩人左右護衛著，經過一天顛簸，到了淅川香花下車時，車上人才知道這位特別旅客是一個早已停止呼吸的老人。人們問他們為何這樣，回答得實在是無奈：“老人下柴湖沒有回來過，臨終囑咐老了之後把他送到老家，讓他再看一眼丹江……”
“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禽獸尚且有故土之戀，何況人乎？
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為了祖國的大建設，柴湖移民忍辱負重，打碎牙齒往肚裏咽，用眼淚、用汗水、用鮮血、用生命寫下了莊嚴的“奉獻”二字。
固然，移民是不能與國家畫等號的。但是，在國家與移民的天平上，移民以犧牲他們自己和幾代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為代價，無疑增加了砝碼的重量，向黨和國家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半個世紀來，盡管柴湖移民的困難程度是比較罕見的，但是，他們知窮不言窮，知苦不怕苦，他們默認和信守著一切，以其勤勞和堅韌，在向荒湖荒水要糧的同時，鑄就了他們不屈的性格和精神，不到萬不得已，從不向國家伸手，有的外出討米，還謊稱是去走了親戚。為什麼？怕給共產黨臉上抹黑啊！過年時節，缸裏無米，罐裏無麵，沒有肉吃，沒有新衣添，也要買一張偉人像貼到家裏，買張紅紙寫上“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的對聯貼到大門上。因為，共產黨的好幹部一直與他們風雨同舟，他們堅信共產黨的領導。
從移民動遷開始，黨和政府派出了大批幹部進駐移民村，與移民同睡一個屋，同吃一鍋飯，做搬遷思想動員工作。下到柴湖後，許多曾是科局級乃至縣委常委、縣委委員的移民幹部，犧牲個人利益，就地擔負起了帶領移民戰荒湖、建家園的重任，他們把移民視為親生父母，挽胳膊抹腿，同移民們一道治荒治水，刷新了柴湖的曆史。
大量的移民遺留問題，惡劣的生存條件，柴湖的脫貧任務十分艱巨和繁重。為了幫助移民治貧脫貧，當老一代的地方領導“退朝”後，組織上先後派出楊俊道、萬啟清、常士傑、關先覺、劉從華、趙克斌、李訓靈、湯旺林、張新德、朱毅、寧官鬆、陳再斌、胡從全、餘啟德、鄒衛國等一大批銳意進取、勇於開拓的同誌到柴湖擔任黨政一把手，開展了一場帶領移民脫貧致富的長途接力賽。盡管他們中大部分不是移民，但正如餘啟德所講：“自我踏入柴湖的土地開始，我就是柴湖人了，我的一切就該屬於柴湖。”當初，雖然他到柴湖還不到一年的時間，他為人親和，處事公道，決策迅速，不推不拖的負責精神已廣為人知，那座久有以來經常是黑燈瞎火的機關辦公樓每到夜晚也透射出明亮的燈光，使近於休眠的電表也緊張地運轉起來。
1999年3月，在柴湖擔任鎮黨委書記的陳再斌同誌，由於他工作務實、生活樸實、作風紮實，被人們譽為“實”書記，他在下鄉調查中，發現一些移民大雪天沒有被褥蓋，過大年沒有油鹽吃，全鎮有過半數的移民生產生活條件還處於貧困狀態，就拋開顧慮，寫出了近萬字的“柴湖家底報告”，如實向上級反映了情況，引起了省、地、市領導的高度重視，使移民才有了今天的轉機。
許多人忘不下趙克斌。一個10多萬人口大鎮的黨委書記，為了“旱改水”，變成了“泥腿子書記”。在柴湖工作期間，他得罪過個別“懶散”的幹部，卻在百姓心中紮下了根。一日，他從市裏來到柴湖搞農村調查，因為離開柴湖多年，樣子變了，有些胖了，所以在馬南村下車打聽人時，有的人說不知道，有的人幹脆不理他。當人們看清楚他是他們先前的趙書記時，都紛紛圍攏來，拉他到家裏喝水、吃飯……那親熱勁勝似久別的親人。
柴湖移民為國家建設作出了貢獻，在柴湖工作的幹部們同樣為國家建設作出了貢獻。丹江的一庫清水向北流，那裏麵也有移民幹部的苦辣酸甜。
無需雕刻，不需修飾，柴湖7.5萬移民和與他們風雨同舟的幹部們，就是一塊矗立於漢江平原之上的千古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