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何至於此！關山村有一家，4口人隻有3個碗，有1人隻能等他人放下碗筷才能吃飯。還有戶移民，一個姑娘長到十四五歲，還沒有一件成樣子的衣服穿，隻能躲在家裏不出門……
事過3年之後，鍾祥縣政府辦公室和民政局聯合調查組為我們提供了一組新的數據：
從1968年至1985年這18年間，柴湖每年投放國家救濟812.3萬斤。僅1980年至1983年4年間，就吃國家救濟4276.08萬斤，每年平均1069.02萬斤，人平186斤。供應糧和自產糧加在一起，人平吃糧指標由500斤降到463斤。即使在生產有所發展，糧食產量達到曆史新高的1985年，仍然吃國家救濟糧714萬斤。從我們這次調查的紅升鄉石營村二組42個農戶來看，今年將有40%的戶缺糧，目前已有3戶斷炊。村民石長貞，全家5人2勞，目前家中隻剩下39斤小麥種，沒有任何可吃的東西，他準備外出討米謀生。
截至1985年底，全區移民共欠債296.5萬元，其中貸款28.4萬元，超支176.17萬元，借款91.45萬元，人平欠債48.6元。這組數據在當時頗讓人驚歎。
調查組還對鄭家集村的8個組、前營村的10個組、後營村的3個組、紅衛村的3個組、斷山口村的2個組，共五個村26個組的住房情況作了調查，結果發現在被調查的1130戶、5016人中，僅有住房2505間，有17戶47人無房居住，5人以上住一間房子的有35戶、198人。
貧困的陰霾籠罩著柴湖，貧困的魔影纏繞著柴湖，困擾著移民。
十幾年後，新世紀的鍾聲響起，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提速，成為一列舉世矚目的快車，農民的年人均純收入已達2253元。當時的江總書記在新世紀新年賀詞中宣布：“中國已進入了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此時的柴湖移民，他們又生活得怎麼樣呢？
2001年新華社武漢9月23日電，有一段報道是這樣記述的：
去年秋天，時任省長的蔣祝平在荊門檢查工作時，聽到市委書記鄭少三反映柴湖移民貧困問題。蔣祝平問窮到什麼程度，鄭少三說，窮得令人寒心，有的移民至今人畜共居。省長心情十分沉重，農村改革開放20年了，富饒的江漢平原怎麼還有如此貧困的群眾？
回到省裏，蔣祝平吩咐省政府研究室主任劉良模帶領人馬赴柴湖實地考察。很快，一份沉甸甸的調查材料擺在省長案頭：30多年前，因修建丹江口水庫，河南淅川縣4.9萬庫區移民整體搬遷到鍾祥市大柴湖，圍湖造田，建成全國最大的移民集中安置區，如今全鎮人口多達10.5萬。在各級政府的支持下，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柴湖移民的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但貧困問題仍十分突出，一直是湖北的插花貧困鄉鎮。2000年，全鎮農民人均純收入僅980元，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低於800元的貧困戶占全鎮總戶數的13.8%，不少移民常年缺口糧，靠政府救濟度日，近萬人仍居住在當年移民時的磚坯房內，有116戶人畜同居。當地飲水和醫療衛生條件差，地方病發病率高，每年因食道癌死亡人數達數十人，目前又有4個重病人因無錢看病而停止治療……
隨後，蔣祝平到柴湖考察，看望這4個病人時，有3人已化為灰煙，長辭了人間。他們的家庭因病人的拖累，“過得去”變成了“無法過”，自足戶變成了貧困戶，真是“脫貧三五年，一病回從前”。
紅升村有位農民姓馮，30多歲才從貴州農村艱難地討回個媳婦，眼看著兒大女大，好日子不遠了，自己卻患了重病，為了給兒女留條活路，他便一根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魚池村有對老夫妻，不忍兒女過著填不飽肚皮的日子還要東抓西借照顧他們，老兩口最後同時服下一瓶農藥，走向人生終點。其實，他們還並不屬於最窮的家庭。
…………
柴湖，這就是橫跨世紀的柴湖。一個沒有名勝，沒有古跡，沒有山丘，連一顆石粒也要到外地去尋的地方，卻有一座無形的山，重重地壓在移民們頭上。
“柴湖移民的困難嚴重程度令人不安，貧困狀況令人堪憂。”蔣祝平迎著料峭的寒風，踏著泥濘走在柴湖這片土地上，他的心在隱隱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