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石粒也沒有，卻有一座無形的山，重重地壓在移民們頭上
幾度風雲，幾度春秋。
彈指之間，30多個年頭過去了，4.9萬移民已繁衍為7.5萬人。搬遷時的少年，而今已為中年，中年已成為鬢發蒼蒼的老年，那些在柴湖荒灘上呱呱墜地的小生靈，一個一個都赫然變成為家庭的頂梁柱，成為又一代的人父。可是，不幸的是，在這個有別於其他人群的移民群體中，幾乎人人頭上都戴上了一頂讓人欲卸不能的“貧困帽”，包括一小時前一聲啼哭剛來到人世間的那個帶著臍帶的嬰兒。
按照常理，柴湖的今天應該是借勢於移民之機、借乘於改革之風、順勢發展的一列高速列車，但目下的情況，倒像是一頭老牛拉著破車吱呀吱呀地慢騰騰地走在現代化的高速公路上。盡管這裏已沒了荒湖的痕跡，到處是鋪青迭翠，滿眼皆綠，但是生活的沼澤和荒蕪依然如故。在柴湖方圓千裏八百，隻要有人提說到柴湖，人們就自然會想到“土坯房”、“爛衣裳”、“玉米棒子紅薯湯，酸菜麵條鍋照像”，“老母豬栓在床腿上”，“雞窩安在灶台旁”。
移民來到柴湖安家16年後的1983年，湖北省政府在《鍾祥縣大柴湖公社移民問題的調查報告》中有一段這樣的文字記載：
我們訪問了6個生產隊的21個農戶，在農戶家裏察看了所有的壇壇罐罐，沒有1戶有陳糧，家家戶戶都靠救濟過日子。經濟條件稍好一點的戶，春節前後購回了幾十百把斤糧食，缺錢的戶四處借債吃了上頓沒下頓。春節期間，全公社有60戶社員外出討米。多數農戶沒有吃肉，餃子餡是蘿卜、白菜。不少農戶生活之苦，不亞於三年自然災害。在全省農村欣欣向榮的今天，這裏卻有幾萬移民處於饑餓之中，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叫人寒心。我們在中幹橋大隊訪問了兩戶外出討米的社員，一戶叫胡書富，69歲，1951年入黨的老黨員、老幹部，一家5口人，年底就斷了炊，因借債無門，老伴年前外出討米。我們揭開他家的鍋蓋看，鍋裏放的是討來的發了黴的饃饃，國家供應的467斤救濟糧一斤都未買回。另一個叫楊生，家有7口人，一貧如洗，老債新債上千元，發給他的500斤統銷糧還在供應冊子上，根本沒有辦法買回。
《調查報告》還寫道：
由於安置工作是在“十年動亂”期間進行的，有關生產生活的一些問題，很多都沒按既定的政策辦。移民的住房是搬遷時趕建的，低矮簡陋，沒有台基，一下暴雨，住房上水，裏外成河。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許多社員長期貧困，年年超支，欠債多的上千元，少的也是幾十、百多元。家底很薄，蓋不起新房，我們看到的情況，許多社員五六口人、六七口人擠住在十幾平方米的一間房裏，三代同堂，人畜同室，床邊睡的是牛，床下睡的是豬、羊，衛生條件差，出血熱之類的疾病流行，食道癌發病率很高，現在全公社的各種病人達800多人，有的無錢治療，直到拖死為止。許多家庭現在連基本的生活資料都沒有，桌、椅、板凳殘缺不全，睡覺的床鋪非常簡陋，有的社員睡地鋪，床上沒有墊套，鋪一層草，墊一張席，沒有被套，蓋的棉絮，這種淒涼的景況在我省怕是絕無僅有……
幾乎是同時，水電部長辦（長江水利委員會）的專家倪奎正、鍾正民、郭租彬、呂新潮共同簽名的調查報告送達水電部和湖北省政府：
截至1982年11月底，集體貸款、社員欠支、生產生活困難貸款等累計金額達320萬元，移民戶平均負債243元。在這種艱難困苦情況下，一是破產度荒，賣家具換錢購糧；二是降低口糧水平，平價買統銷糧，議價賣口糧，靠差價度日。粗略估計，有80%的移民是極其貧困的，其中約10%靠野菜、蘿卜充饑，40%是野菜玉米糊，孤老病弱者要飯討米，少數有親友依靠的則回流淅川縣。
在長江水利委員會當過主任，後任水電部副部長的黃友若回憶說：
我1975年到長辦，在長辦呆了多年。我考察過丹江口水庫的大柴湖移民，我根本沒想到他們是那麼貧窮，看了後我當時就落了淚。那裏安排的移民連賠償都算不上，賠償還要照價算，隻能算是補償，再加上國家救濟。李先念曾到過大柴湖考察過，看到當地移民那麼窮，立即就批了一千萬補助款，可一交到移民手裏，移民就吃掉了。以後其他的領導去一次，補一次，補後也被移民吃得幹幹淨淨。他們實在是太窮了，我記得當時解放軍給移民捐助了棉衣，冬天棉衣穿在身上，到春暖花開的時候，他們就要把棉花弄掉當單衣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