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斌濃眉大眼，讀過幾年書，喝過幾天墨水，20多歲就開始在村裏當幹部。眼下四五十歲的他，可以說是對農村工作比較精道的了。在那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歲月，當他看到有人偷掰集體的玉米穗，他臉一轉就走了。有人向他反映有生產隊瞞產私分，他就睜隻眼閉隻眼教訓彙報情況的人：分一把柴火，分幾個紅薯，叫什麼私分？用不著大驚小怪。因為他堅信一個理：農村幹部雖然算不上什麼官，但若村裏餓死人事情就大了，我們不能讓老百姓煙囪不冒煙，隻喝西北風。
1979年，吳文斌的名字傳遍柴湖，婦孺皆知，家喻戶曉，在整個鍾祥縣也算得上個“名人”。原因是，他在土地上鬧革命，暗中把集體土地私自包給了農民。
縣委書記在農委楊主任、柴湖公社書記傅明道的陪同下來到紅升村找到吳文斌，劈頭就問：“你們村是不是在搞分田單幹？”
吳文斌心中一震，暗暗吃驚：事情才隻有幾個月，還沒有半年時間，怎麼縣裏就知道了？“文化大革命”批判劉鄧路線，批判“三自一包”，後來又割資本主義尾巴，一件件往事像放電影一樣從腦海掠過，他不禁打了個寒顫，他回想起高戴著“走資派”的帽子，被人推搡來推搡去的情景，他回想起他在會議上“沒有觸及靈魂”的多少次檢討，一時無語。
傅明道似乎看透了他的心，神態堅定地說：“老吳，你不要怕。你是群眾信得過的幹部，事情是咋辦的，心裏是咋想的，你要直說，當初，你不是同我還打過招呼嗎？”
老吳怎麼也沒有料到公社黨委書記主動為他擔負責任，讓他不知說什麼好。
1979年春，他回河南淅川老家聽說安徽鳳陽縣有個村的農民秘密按下血手印，把集體的土地私分了，他就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從河南回來後，每天早飯後他就到地裏轉，田裏看，有時還抓一把土放到鼻尖下聞一聞，他不相信腳下的土地長不出好莊稼！問題是怎樣才能長出好莊稼？
一天，他置備了幾樣小菜，買回兩瓶老白幹，把紅英管理區總支書記李訓靈請到家裏喝酒，半斤酒下肚，他的膽量大起來，便把自己在河南聽到的消息和自己的想法談給李聽。李聽後覺得事情重大，非同小可，待兩斤老白幹喝得滴酒不剩，兩個人一合計，趁著灑力，騎上自行車就朝公社駐地蹬去。
出乎他們預料的是，身為黨委書記的傅明道竟然爽快地同意他們的想法，但囑咐隻能對偏遠的田塊搞聯產計酬，且不要聲張。
現在，事情鬧大了，縣委書記親自下訪來查，吳文斌深知這件事的嚴重性，一口咬定沒有分田單幹，僅是聯產計酬，是自己的主張。
這一年，吳文斌成為反麵教員，大會小會挨批，先進黨支部也被取消了。但是，他看到老百姓鍋裏多了一把苞穀糝，碗裏多了幾塊紅薯蛋，他內心高興得不得了。
中共中央紅頭文件正式肯定“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性質，是在1982年1月1日，比吳文斌的“包田到戶”晚了2年多。這時，“包田到戶”的“黑典型”吳文斌，瞬間又成為一杆紅旗，成為全縣學習的榜樣。
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聲，悠悠揚揚，掠過心田，飄向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