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多年的搬遷折騰，孩子們失去了讀書的機會，十幾歲的孩子不知道學校門在哪兒，從大隊到公社，從公社到區裏，沒有一所學校，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和傷痛，著實讓人焦慮。
“早不起誤一日，幼不學誤一生。”
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下，生產隊的三間牛房，一端拴牛，一端坐學生，辦起了學校。老牛拉屎濺到學生身上，學生們在臭氣刺鼻的牛棚裏放聲高唱“我愛北京天安門……”老黃牛不解地睜大了眼晴。
武洲村，沒有課桌，和泥做坯，壘起墩子，算是書桌；沒有黑板，找來幾塊爛油氈拚湊到一起釘到牆上，算作黑板；沒有粉筆，就上山尋一種白粉石，拿回來代用。其情其景，看了讓人十分寒心，但在當時卻是個創舉。年歲末，全區群眾辦學現場會在武洲村隆重召開，大隊黨支部書記侯紅業作了經驗介紹。
是年冬季的一個晚上，區委書記吳豐瑞把搬遷前曾在淅川教育局工作的彭三星找來說：“咱們是個大區，區委研究決定，籌辦個高中，這個校長的擔子就由你來挑吧！”
彭三星是個實幹家，上任後請來宋龍生負責學校基建，請來趙昕負責教學。一麵抓籌建，一麵抓招生。學校印製出表格分發到各村，對老三屆、新三屆學生逐一摸底調查，動員他們入校就讀。1970年春，柴湖區高中的牌子在一排紅瓦白牆的屋簷下掛了起來。彭三星回憶說：
“建校初期隻有6個教學班，學生300多名，無桌、無椅，睡的是用土坯壘起來的土坑，由於潮濕，許多學生都患上了疥瘡，上課時學生隻顧抓癢忘記聽課。當時高中、初中、小學在一起，因為小學和中學每節課的時限長短不一致，中學上下課以敲犁麵作鍾，小學則以吹哨為令。
“在因陋就簡的辦學條件下，勞動建校成為師生員工的主要科目。沒有操場，師生搬走一個大土包，填平一個大水塘，修建了操場；我們到陳營下邊的小南湖開墾荒地132畝，換取前營村靠近學校的40畝土地作校園基地，也就是現在學校修建學生餐廳那個地方。那時候，學校不搞勤工儉學辦不下去，一麵破犁鏵當鍾敲，敲了十多年，原因是沒錢買鐵鍾。可是，勤工儉學多了，家長和學生又有意見。1973年，有人在校門外貼出大字報，說學生上課少，勞動多，學校變成了勞教所。上級不給優惠政策，不給扶持不給錢，不給好苗子，柴湖高中後來就被定為農業高中。為了使移民的孩子有機會走進高一級學校，學得更多的知識，我們就把農業高中改製為重點初中，更名為‘柴湖一中’。有一個時期，舊口高中的生源75%來自柴湖，而舊口、羅集、長灘三鄉鎮的學生隻占25%。細想起來，從一無所有，到今日的柴湖一中，盡管一波三折，但我們畢竟闖過來了。”
師資是立校之本。柴湖教育幹事宋育祿說：“在公辦教師奇缺的情況下，為了把學校辦起來，隻好從農村青年中選拔民師。有一度，全區近千名教師，公辦教師隻占30%，其他全是民師。”從小學到初中，甚至高中都有民師執教。特別是村級小學，民師占的比例最大，有的學校幾乎清一色的民師，能配上一兩名公辦教師的就是規模較大的學校了。民師的報酬是見個日頭記8個工分，相當於農村婦女的出勤分，但他們不計較也不抱怨，隻希望用自己的青春之光點燃下一代的美好希望。吳營小學的吳自有，曾是村裏信貸員，生產隊會計，按理說比當民師的待遇優厚，但他卻甘願作孩子王，吃粉筆灰，拿8個工分的報酬。一次，為了修補學校那豬狗也能鑽進鑽出的教室，他拉起人力車去到長灘嶽寶山買石灰，不幸的是，返回途中遇上大雨，為了保住300公斤石灰，他毫不猶豫地將雨衣和塑料單全蓋在石灰上，自己任憑風吹雨淋走了50多裏路，回到家後大病染身，茶飯不思。即便這樣，他還堅持到校上課。學校建在4米多高的安全土台上，他無力上去，就一步一步艱難地向上爬，豆大的汗珠、蠟黃色的臉陪伴他，最後淒然地離世。在為他舉行的追悼會上，一千多名學生及家長見到了他1500多元的外債明細錄，見到了沒錢報銷的24元石灰發票單，看到了他生命最後一刻那發燙的汗水滴落在學生作業本上的印跡，無不泣淚悲痛……一位女學生感歎：“吳老師不是黃繼光、董存瑞，卻猶似黃繼光、董存瑞，他完全是為了我們今後的未來才獻身的。”
教育起步之難，顯而易見。其他行業的創業，同樣步履維艱。為了辦起農具廠，曾任廠長的寧景臣八麵燒香，四方求援，待耬耙、鋤頭、鐮刀生產出來了，他卻抱病走向人生終點。鎮衛生院在起步建設中，院長楊振廷在工地上不幸發生意外，重傷致殘，痛苦與他相伴終生……
柴湖，這片流淌著移民血和淚、悲與壯的荒漠之地，終於綻放出一朵朵花兒來。那紅的、白的、黃的、紫的，在陽光下耀人的眼晴，給人增添了些許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