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們在臭氣刺鼻的牛棚裏，放聲高唱
“我愛北京天安門……”
常言說，麻鵲雖小，五髒俱全。
作為一個新建的行政區域，作為一個有數萬人的大鎮，買東西要有商店，賣東西應有市場，購米麵應有糧站，瞧醫生應有醫院，孩子們上學當有學校，老年人喝茶應有茶館……但是，這所需要的一切，當初是一樣也沒有。
一個地區，政府機關該是相當重要的機構了。但是，許多老人今日還清楚地記得，柴湖區機關東遷西移，整整流浪了4年。1966年，臨時辦公地在南新集，1967年借居的是曹寨村的移民房，1968年搬到梁家崗，還是移民房。1969年，縣裏計劃把區鎮建到水路運輸比較便利的大同碼頭，因地理位置遠離移民，偏離區域中心，遭到移民反對，後才選定了現址。
兩排小民房，一塊木牌子，一枚圓公章，是柴湖區的全部家當。事關民生的供銷社、食品所、糧管所……什麼也沒有。買供應糧食要走幾十裏路到南新集坡上糧站去買，買火柴要到大同供銷社去買，吃蘿卜白菜還須到舊口羅集外鄉鎮去買，來去一趟就是大半天。移民們感歎說，為買包香煙能跑爛一雙鞋。因患病沒有地方瞧，人們急了就直罵娘。
有一位隨軍住在漢口空軍機場的姑娘名字叫楊麗霞，聽說舅舅們從河南搬到湖北鍾祥來了，就鬧著非要到舅舅家看看不行。結果到了柴湖，就患上病。因缺醫少藥，病情不斷惡化，急壞了的舅舅們就借來一副擔架，把她送到縣醫院治療。經檢查，患的是傷寒病，每日隻需服上幾粒藥片、打上兩支小針就行，但是在柴湖沒辦法化驗檢查，小病也需大折騰，不然就會要你命。難怪人們罵娘！
柴湖是集中安置移民的地方。由於它的特殊性，1966年，當初首批移民3895人安置時，成立了新集直屬人民公社，由縣裏直管。1967年，二批移民遷來8424人，移民總數達12319人，隨之撤消了新集人民公社，成立了新建區，曾經帶領移民上青海支邊、受盡磨難的淅川縣農工部部長李紀奎同誌被安置在柴湖區任首任行政長官。據傅明道同誌回憶，當時的領導任用很不規範，沒有下過紅頭文件，隻憑上級領導一句話就算。
1969年，經湖北省人民政府批準，將原屬舊口區管轄的圍墾區內的老居民1萬多人劃並柴湖區管轄，使柴湖區管轄人口增加到6.5萬人。
但是，就是這麼個大區，區機關所在地的集鎮看表象還不如一個小村莊，隻有幾間零星的小瓦屋。對於人們所需要的服務性設施建設、服務機構建設，隻能是在期待中。
當年，對於移民區的建設有一個政策，就是平均每個移民0.64間房，包括生產隊的庫房、牛房、大隊部公房、學校以及機關單位用房一並在內。1968年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在《關於鍾祥縣大柴湖圍墾安置丹江口水庫移民的幾個具體問題的處理意見》的文件中指出：“大柴湖新建區、社，屬於行政、事業、文教、衛生以及移民的集體企、事業單位的公用房屋，在移民公房指標內統一安排。”公房指標的概念是什麼？即移民平均0.64間房減去人均住房0.5間後的差，就是公房麵積。
那個時代，“牛是農民的寶貝”。幾頭瘦牛得有個窩吧？人民公社化，大集體生產的糧食需有個地方存放吧？牛屋、庫房，一樣也不能少。但牛屋、庫房有了，“公房指標”也就差不多沒了。商店、醫院、學校這些與移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單位怎麼建，特別是教育，事關千家萬戶，事關千秋萬代，誰都知道它的重要性，特別是移民，對教育的認識更是曆史久遠。
移民老家淅川，曆史上文化教育極為發達，曾養育了名揚中外的政治家、思想家、商家鼻祖範蠡，養育了一代文豪、史學家範曄，養育了無神論的先驅範縝。自明到清，儒學盛興，社學、義學、私塾遍布全縣，王尚誌、全遂、彭淩霄等眾多明代讀書人，經鄉試、會試、直達殿試，成為進士。辛亥革命後，民國時期的淅川教育有了更大發展，義務教育與民眾教育補習合流，鄉村都有了小學，民國31年和36年中央教育部曾兩次訓令嘉獎，授予淅川為教育甲等縣稱號。
老家的教育最為鼎盛的年代是在抗日戰爭期間。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抗日戰爭開始，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華北地區相繼淪陷，華中形勢緊要，外地各類學校為了逃避戰亂紛紛遷入淅川，數量達20多所。“國立第一中學”、“省立第一中學”、開封女中等知名學校借居淅川。這些學校除招收流亡學生外，還招收本地學生，為當地不僅培養了一大批知識人才和教育骨幹，還讓淅川人深受教育的啟迪。
“莊稼不丟豬，學習不丟書”，“積錢不如教子，閑坐不如看書”，這就是移民的教育觀。在移民群體中，他們有一個共識，再窮也要讓孩子讀書。原任柴湖區組織委員的汪書全回憶說：“移民青年受教育的麵比較大，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學生較多，搬遷柴湖後每年招工提幹上大學的均有500多人，外鄉鎮因文化人資源不足，完不了招工任務，就到柴湖講情說好話，要我們替他們完成點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