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不識字的老隊長，在會上發言說：“毛主席說了，為革命搬遷，咱們就得遷。林副統帥說過，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依我看，搬遷問題沒問題，問題就是執行的問題……”老隊長的發言，還真有水平，起碼說，有政治水平。
“我說兩句！”接下來發言的是一位參加過抗美援朝受過傷立過功的中年漢子，由於輩分高，人們差不多都喊他叫二爺。他說：“對於國家建設，我們可不是不理解、不支持。上丹江口大壩工地，我們去過，往青海移民，我們去了，現在叫上湖北，這也好似軍令，我們應該去，也必須去，隻是還有好多事鬧不清楚，不知道該問不該問？”
包隊幹部當即表態：歡迎提問題，能答複的當場答複，不能答複的向上級反映請示。
問題提了一大堆，當時縣移民指揮部設在三官殿，10天之內指揮部歸納移民要求作答的問題90多個，後來歸納為“63條”。但限於當時的曆史原因，許多“具體問題”，有的不予答複，有的答複不近人情，有的意見“僅作內部掌握，不作口頭宣傳”。這裏試舉幾例：
問：移民要求自行投親靠友，一切經費不讓國家開支，房產自己處理，是否可以？
答：按照國家規定的政策“整搬整遷”，不許自行遷移，房產由國家統一處理。
問：主要直係親戚都屬於淹沒區，這次搬遷，一方去荊門，另方遷鍾祥，雙方要求同遷一處，是否可以？
答：原則上整搬整遷，不許調整。
如果說這些問題的提出要求有些過分，答複存在著合理性，但是下邊問題的答複卻令人感到不近人情，難以接受：
問：移民兒女在外地工作，家中隻有一位老人，無依無靠，要求遷居兒女所在地（且當地政府亦同意）靠兒女生活，是否可以？
答：無論移民移居何地，幹部按國家政策規定假期照常探家，不影響照顧老人，因此老人應隨移民遷往湖北。
問：定點後增減人口，現在時隔幾年才遷，房屋是否隨人口的變化而增減？
答：按1965年長委調查統計人口為準，房屋不增不減。
搬遷前曾在淅川移民辦工作的彭三星同誌回憶說：
“1967年，我從教育局被借調移民辦工作，對於移民提出的問題，我知道領導們也很同情。記得當年的冬月末，副縣長兼移民指揮部指揮長王玉貴同誌帶領數百名移民代表到鍾祥為三批移民定點，因移民實際人數與1965年統計的安置人數差距較大，同鍾祥領導發生了意見分歧，淅川要求安置3.3萬人，鍾祥隻答應安置2.7萬人。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的軍管代表是武漢軍區的何休停同誌，他看雙方僵持不下，就為我們布置了一些討論題，暗中回武漢上省移民指揮部請示，來後表態按3萬人進行安排。我們在鍾祥人民宮（元祐宮）住了30來天，回到淅川已是臘月二十二，跟上過小年。說實話，由於當時的移民政策不夠完善，移民的合理要求得不到解決，移民工作難度很大，很艱巨……”
當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初期，現在的老年人都知道那個歲月，“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大批判開路”是一切工作的“開場白”，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周建林天天挨鬥，王月漢、餘喜全也跟著挨批，還有幾個移民因身上長有“綠毛衣”，嘴巴沒有看門的，涉嫌“破壞搬遷”，便被拘禁，時間達半年之久。這些極端的錯誤作法，在那時卻是正當的“革命行動”，不用說為順利搬遷起了不小的“開路”作用。
李家河周老八，是個特別愛熱鬧愛說笑的人，在搬遷即將到來的日子裏，他一反常態的冷靜，除了吃飯，就是收拾東西，見人隻輕輕的點一點頭，算是打了招呼。人們知道，他支邊去過青海，此時他心底的沉重，是否有青海的陰影，他雖不說，不，是不能說，但錯不了八九。
這時候，最快樂的要數因搬遷不再上學的那些孩子們。他們不再起早摸黑上學堂，不再看老師那嚴厲的目光，不再因一道道作業而犯愁。他們蹦呀，跳呀，等待搬遷，下河捉蟹成為他們的主業。當看到一隻水鳥一聲尖叫，從高空俯衝而下，從水裏抓起一條小魚遠遠飛去的時候，他們心想，若能變成一隻鳥，飛到湖北，那就快活了。
可是，人畢竟不是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