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十萬火急的報告，從丹江庫區飛出，
飛向南陽，飛向鄭州，飛向首都北京
居住在豫西南丹江岸邊的人們，千百年來，依河而生，依山而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們喝慣了清涼甘甜的丹江水，住慣了冬暖夏涼的土牆屋，走慣了蜿蜒崎嶇的泥巴路，種慣了一馬平川的河沙地……勤勞樸實的當家人除了劃算著給長大的兒子討個好媳婦，給眉清目秀的姑娘找個好婆家，別的啥心都好像沒有要操的了。
然而，1956年初冬，當一群幹部模樣的外地人扛著“三角架”，拉著皮尺，在丹江岸邊跑上跑下的時候，丹江人瞪大了眼晴：
“這是幹啥子的？”
有人猜測，這裏可能要修條大公路，北達淅川縣城，南抵均縣老河口。有人則說，這裏要修造飛機場，理由是1930年國民黨就在十二裏河村東動土，要修個機場。可是後來得到的消息卻是：湖北要在均縣的丹江口修建攔江大壩，河南淅川丹江下遊的地方將被大水全部淹沒！
這一消息猶如一聲霹雷在丹江上空炸響，丹江人變成驚弓之鳥，下地幹活，走親訪友，上街趕集，一時間修建丹江大壩的事成為熱點話題，有的人甚至精神出了問題，到了見樹不說撞三腳的地步。
大隊幹部進縣城開了兩天會，回來後就站在村莊後邊的高坡上，舉起用鐵皮卷作的“高音喇叭”，挺起肚子喊道：
“全村人都聽著，馬上就要修建丹江水庫了，從今天起，無論哪家都不要再蓋房造屋了，青壯年勞力要做好上大壩工地的準備……”
秘而不宣，傳言已久修水庫的事，終於有了正式公開的官方消息。盡管此事已算不上什麼新聞，但人們仍然感到消息的突然，有些茫然。
“這裏住不長久了！”心存疑慮的人們得出了憂心的結論。
1958年8月，隨著一聲令下，淅川庫區2.8萬名男女民工帶著行李，推車挑擔，去了丹江口。他們去後，捎回來的“家書”，是一聲聲響徹丹江的爆破聲……
1959年，位於丹江中下遊，距丹江口近百公裏，始建於明成化七年的淅川縣古城牆開始拆除，那座“半截插在天裏頭”的魁星樓轟然倒塌，所有的機關團體、商店、醫院、學校……還有古城街道上長方形的一塊塊大大小小的鋪路石，隻要是能搬走的，都隨著淅川縣委縣政府的牌子一道搬移到遠離丹江一個叫“上集”的山地小鎮上去了。
大壩在建，縣城在遷！庫區人必遷無疑。
可是，庫區人，往哪兒去呢？
據長江水利委員會的調查統計顯示，丹江口一期工程將搬遷38萬人，其中，淅川丹江庫區內將有20萬人需要動遷。遷往何處？作為直接管轄淅川縣的南陽專署的領導們心裏連一點底也沒有。因為當時上級對如何安置移民沒有實施方案，更沒有具體措施，隻是要求地方“想辦法找出路”。
20萬人的去向問題不是個小事情，淅川縣、南陽專署深為此感到頭疼。
正逢此時，中央北戴河會議作出決定：動員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區青年到邊疆去支援邊疆建設。南陽地委專署的領導人聽到這一消息，眼晴馬上一亮：把任務分一部分給淅川，既可完成支邊任務，又可解決部分移民的安置問題，搞個“移民支邊”，一舉雙得不是很好嗎？
“這是一步好棋！”鄭州、北京迅速作出了反應。
就這樣，1959年1月，南陽專署召開支邊工作會議，把本無支邊任務的山縣淅川列為支邊縣，分配任務8000人。任務為全區之首。根據地委專署意見，淅川縣為了完成任務專門成立了移民委員會，將8000人的任務分解到庫區各社隊。與此同時，還培養出近百人的先進典型，到各社隊巡回演講，作鼓動宣傳，引導報名。
幾天過後，數據統計出來了，報名申請支邊的人員共計34893人。
這是一個出人意料的數字！
這是一個令人欣喜的數字！
通過這個數字，可以看到庫區人對共產黨的信賴和忠誠；通過這個數字，可以看到庫區人為國家分憂的擔當和熱情。
但是，實話實說，產生這一數字的原因除了上述兩點之外，也另有它的時代背景。
其一，部分人看到搬遷是件早與晚的事，人挪活，樹挪死，晚走不如早走好，所以，有的就請求先搬早遷。
其二，政策優惠。支邊青年每人發軍衣一套，軍被一床，雖然沒有軍人領章帽徽，但要走的路是“軍事化道路”，一切行動是“軍事化行動”，遷移時胸前佩戴大紅花，有專門的運載車輛負責接送，一種難得的吸引力使他們心血沸騰，揮筆請戰，在申請表上簽下了他們的大名。
其三，迫於活命。1958年淅川縣的大躍進是“一日千裏”。為了實現“小麥元帥縣”的目標，把每畝180斤的小麥產量虛報為507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害得老百姓丟魂喪命，三餐沒吃。有一首民謠形象地唱道：“提起吃食堂，眼淚流多長。鍋裏沒米下，頓頓喝稀湯。要想照個合影相，全家扒到鍋台上。”人們盼望能吃個肚子圓，想到邊疆去闖一條生路，謀一條活命，也就有了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