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用鉛筆在地圖上久久地指著丹江口一帶
有人說，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實，並不盡然。移居大柴湖已將近40年的河南淅川移民，他們從丹江遷移到近千裏之外的一個陌生的地方，就不是他們自願的選擇。他們的遷移緣於新中國對漢江治理開發這一目標的實施，緣於毛澤東“借水”構想宏偉藍圖的描繪，緣於古老的漢江曆史性的命運改變，這是他們以及他們的祖先做夢也沒有夢想到的。
事情需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說起。
1950年7月，全國三大“火爐”城之一的武漢市已連續多日熱浪襲人，紅日高照。
一日，時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李先念請來各路專家，在政府會議室召開了一個特別專題會議，議題是漢江治理。
李先念在會上擲地有聲地講道：
漢江是長江的最大支流，同時也是洪澇災害特別嚴重的河流。16年前的今天，漢江發了一場大水，把沿江兩岸10多個縣市變成汪洋，淹沒耕地670萬畝，370多萬人流離失所，8萬多人在洪水中喪生。長期以來，沿江堤岸兩年一潰，江漢平原深受其害。我們麵對的任務，就是要對漢江進行治理，叫漢水聽從我們的使喚，服從我們的調遣，為湖北人民造福……
李先念的講話贏得了雷鳴般的掌聲。
這是湖北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向漢江宣戰發出的第一聲號令。
此次會議，成立了“漢江治水委員會”，李先念親自擔任委員會主任，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同誌兼任該委員會的副主任。
要解除漢水對中下遊地區的威脅，首要措施應是在漢水中上遊河段修建水庫攔洪蓄水，關住漢水的“大門”。
1951年，長江水利委員會經過對漢江的勘察，提出了在丹江與漢水的交彙處建壩的設想。
1952年，水利部部長傅作義帶領百名專家對漢水進行勘察，確認丹江口條件尤為優越，是理想的首選壩址。據水利專家，後擔任過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的魏廷崢同誌回憶：
當年國慶節剛過，即傳來重要消息，水利部傅作義部長、李葆華副部長將率領各部門負責人及中外專家近百人查勘漢江中下遊河段，重點是丹江口壩址，以期全麵研究漢江治理，讓我們做好各項準備工作。
我和蔣懷玉、雷鴻基、何之泰、楊賢溢等初步擬定了查勘計劃，傅作義、李葆華等領導同誌、張含英、須消等專家及蘇聯專家布可夫等，由北京來到武漢，並有地質部、燃料部、交通部等部門的有關同誌參加。當時氣候驟變，陰雨連錦，我們乘汽車至沙洋棄陸登舟，溯江而上，查勘了鍾祥縣城上遊20公裏山口的漢江碾盤山壩址。碾盤山築壩綜合效益小，淹沒大，不宜作為治理漢江第一期工程，通過查勘，大家認識一致，但為了根治漢江，碾盤山仍是必不可少的梯級。
從沙洋至丹江口水路約300公裏，河道開闊，沙灘甚多，……舟行實為不易，日行三五十裏……抵丹江口壩址後，首先查勘兩岸地形，並登壩址右岸鳳凰山，然後查勘壩址地質及水工布置。據當時已掌握的工程水文地質資料以及鑽探岩芯資料，確認此地是少有的高壩良好壩址。
讓人料想不到的是，專家們的意見與革命先驅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指出的“改良此水，應在襄陽上遊設水閘”的觀點不謀而合。
更令人稱奇的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共和國領袖毛澤東在構築“南水北調”這一恢宏藍圖時，以其戰略家的眼光，輕筆一點，竟把丹江口作為南水北調中線的源頭圈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