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曆代宮廷內“推刃同氣”的事件屢見不鮮，它們恰恰是封建專製主義包括皇位終身製、繼位嫡長製的必然產物。玄武門之變就是唐初武德年間搶奪皇位繼承權的一場公開廝殺。正如陳寅恪先生指出：“唐開國時建成即號為太子，太宗以功業聲望卓越之故，卒釀成武德九年玄的武門之事變。”李世民參與晉陽起兵的密謀，特別在唐初統一戰爭中功勳卓著，因而不能不產生奪嫡的貪欲。房玄齡曾獻計：“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有個道士名叫薛頤，也對李世民說：“德星守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正是在這種強烈的奪嫡圖謀的驅使下，李世民及其府僚發動了玄武門之變。
司馬光認為太宗“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玄武。”這顯然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那些群下在政變策劃中確實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根本的主導者還是太宗本人，他們不過是順水推舟而已。李世民是事變的勝利者，他也在為自己的繼位尋找合理解釋。有些資料記載，唐太宗曾經回憶說：“武德六年以後，太上皇李淵有廢立之心，我當此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這恐怕是自我吹噓而已，為自己的奪權製造合法根據，根據當時的情勢是不可信的。高祖既然決心以建成為嗣，為了避免兄弟相爭，就必須加強太子的地位，削弱秦王的勢力，高祖實際上也是這麼做的。
曾有人指責李淵，以為玄武門之變的發生是他的優柔寡斷所造成的。確實高祖既不能違背傳統廢太子，也不忍心貶黜秦王，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太子與秦王的長期較量。但是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替高祖著想，既為人君，又為人父，建成與世民同為其愛子，他確實有他的顧慮和為難之處。
也許李世民會發動政變實為形勢所迫，但是就政變結果而言，“骨肉相殘，古今之大惡。”他靠政變奪權的行動，從倫理道德的角度而言，是“不顧親”、“不知義”的體現，是違背當時處於正統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儒家思想強調“君子事君忠、事親孝、事兄悌、君子不趁人之危。”李世民顯然觸犯了這些原則。
範祖禹曾說：“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立子以長不以功。”王夫之曾說：“太宗親執弓以射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時也，窮凶極慘，而人心毫發之存者也。”顯然太宗發動玄武門之變是違背封建倫理道德的。縱然李世民奪權後開創了“貞觀之治”的治世典範，但也不能掩蓋他在玄武門之變中的道德缺陷。或許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殘酷性使他迫於無奈，但從兄弟人情出發，他是應該受到譴責的。
李世民在位期間唐朝的國力達到了鼎盛的時期，而這一時期又被後世稱為“貞觀之治”。他在位期間極力推行府兵製、租庸調製和均田製。公元630年，李世民擊敗了東突厥，他本人也由此被四方諸部尊為“天可汗”。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嫁給了鬆讚幹布。文成公主和親之後中原與吐蕃的關係極為要好，兩百年之內從沒有戰事發生，兩國的百姓都過著安詳的生活。可是我真的是無法理解李世民，為什麼不用更好的方法來換取兩國之間的和平？那些和親的公主，文成公主，她的幸福你們可曾想過？據唐朝的史料記載，“文成公主，宗室之女，身份不詳”，從這句話來看文成公主根本就不是李世民親生的女兒，李世民他隻是把別人的女兒嫁給了鬆讚幹布，怪不得他不心疼文成公主呢。而且要知道，當時李世民有二十多個女兒，二十多個公主，李世民一個都不舍得拿出去和親，看來，帝王也是自私的。我不知道那些公主在長安和駙馬爺夜夜笙歌的時候她們有沒有想過，她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全是靠一個可歌可泣的女子，用她的一生換來的，她們對文成公主能不能有點感激之情。
李世民十分重視法治，他曾經說過，“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說完了這句話李世民便以身作則，遵紀守法，其他人看見皇帝帶頭守法了自然也不敢說什麼，在貞觀之治時期，他真正地做到了天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鐵麵無私，但量刑時李世民又反複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貞觀三年，全國犯法被處以死刑的人隻有二十九人，這個數字幾乎達到了封建社會法製的最高標準。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準則；鐵麵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據史書記載：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製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複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一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官吏清正廉潔，王公貴族也不擺譜，旅行的人不用帶糧食，在路邊有專門的人發放糧食，偶然路過了某個小山村，主人看到了之後還會把你拉進去招待你一同吃飯。這樣的描述真的是天堂啊，如果這些描述都是真的話那麼我也想生活在唐朝，生活在李世民執政的時期。
學過曆史的人都知道，公元395年—公元1453年，曾經強盛一時的東羅馬帝國正處於衰落時期，而此時的唐帝國正處於鼎盛時期，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當時的唐朝是當時的世界唯一的文明最為強盛的大一統帝國。長安是國際性的大都會，那時的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誌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紛紛讚歎唐朝的盛世，唐朝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唐朝的各國人，大多數以成為大唐人為榮。這個場麵好像有點今天的世人爭先恐後地想要在美國定居，拿美國的綠卡。唐朝憑借著他的獨特的魅力吸引了來自世界的遊客，其中還有不少遊客來到中國之後就定居在了中國。那些“僑民”不僅僅居住在長安，他們特別喜愛新興的商業城市，當時僅在廣州就有二十萬的洋僑民。貞觀之治時期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完全開放的時代，以至於各國各地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來到唐朝一睹唐帝國的的風采，唐朝政府還設立了流所（和現在的使館差不多），頗為開放邊境和關口。極盡吸收外來文化和物質文明。
唐帝國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的公費留學生就有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民間自費留學生則遠遠超過此數。這些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在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現代化運動――“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國化的運動，上至典章製度，下至服飾風俗，全部仿效當時的貞觀王朝，使處於原始部落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躍進了一千年。
中國封建體製的主要特征是權力高度集中，地方服從中央，而中央又唯皇帝馬首是瞻。這種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極大地限製了國民的創造性、主動性和靈活性，且極易釀成暴政。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們為了盡量使自己少犯錯誤，於是他們便設立了“三省六部製度”。唐朝的三省職權劃分則初步體現了現代化政治特征――分權原則。中書省負責發布命令，門下省負責審查命令，尚書省負責執行命令。一個政令的形成，先由諸宰相在設於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後報皇帝批準，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布詔書。詔書發布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布。隻有門下省“副署”後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很有點類似於今天的美國的“三權分立”製，西方在十七世紀興起的分權學說，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成功運用於中國的政治體製，進一步說明了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李世民規定自己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後才能生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來潮和心情不好時作出有損他清譽的不慎重決定。中國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個帝王，隻有李世民一人擁有如此傑出智慧和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