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花了很大的篇幅討論早期的倡導努力，以及人們像瑪麗·拉斯克、艾伯特·拉斯克和法伯是怎樣說服公眾重視這種疾病並且動員他們提供資金的。有時候，事情會變得政治化，例如我們如今看到的安維汀（Avastin）。科學似乎暗示，在治療乳腺癌方麵，它可能不像先前預想得那樣有效，而一些組織和政治家還在給FDA施加壓力，不讓其廢除對安維汀的批準。我們在前列腺和乳腺癌篩檢中見到同樣的事情，研究員主要站在一方，而擁護者奮力爭取著另外的東西。您是如何協調這二者的呢？
你要用久經嚐試和考驗的政治機製來調和這個問題。你要試圖在“用實驗研究法推動前進的要求”和“堅持已知的要求”之間達成妥協。此外，這也涉及病人倡導者和例如FDA或醫院之間，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教育和外交技巧。
第二種方法就是創建更多的數據。舉個例子，對於年齡在40到50歲之間的婦女是否可以進行乳房X射線檢查，爭議頗多。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對40到50歲之間已經做過乳房X射線篩檢的病人進行一次非常詳盡的分析，弄清楚這是否是一種能使我們挽救生命的防範機製；或者說：“這個不起作用，因為這種技術沒有足夠高的分辨率，不能捕獲到40到50歲婦女體內很小的乳腺腫瘤。”那麼，就讓我們來找到一種掃描效果更佳、風險分層更好的機製，以便使高風險婦女可以進行X射線檢查，然後查明這種檢查是否可以挽救生命。讓我們將風險分析和乳房X射線攝像結合，或者甚至將遺傳學與乳房X射線攝像結合起來。答案通常就在於，對數據所顯示的東西進行深入的思考，並且做出相應的修改，以此作為應答，直到在倡導者和監管機構之間達成妥協。他們都想要同樣的東西，那就是設法讓病人以可能的最好方式，盡可能地活得長久。
癌症生物學和醫學是很龐大、複雜並且不斷變化的領域。您是怎樣在書中進行內容取舍的？
僅去年一年，就有超過10萬篇關於癌症的期刊論文發表。本書不可能記錄每一種科學或醫學的進步，我也不能列舉出這片巨大領域的每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因此我用了一些簡單的標準來判定納入還是排除：如果（研究）在癌症生物學範圍內，對人類生活（如癌症的治療或預防方麵）有直接影響，我會盡力記錄下來。癌症生物學的發現必須“轉化”成醫學現實。
即使有些論題符合這個標準，但是它們太深奧，也不能寫進來。例如，端粒是位於染色體末端DNA的延伸，可以保護染色體（承載基因的結構）避免磨損和被毀壞，很像鞋帶的塑料硬頭。隨著細胞的分裂，這些端粒會變短——這有一點像炸彈導火線的縮短。最終，縮短了的端粒可能會充當細胞分裂次數的內部計量器，也就是衡量老化程度的計量器。
這些端粒的維護和修複是由特定的蛋白質完成。正如預期的那樣，失控分裂的癌細胞經常含有縮短的端粒。但是它們也有激活的通路可以維護和修複這些端粒。事實上，一些癌細胞似乎已經進化到能夠阻礙存在於正常細胞中的正常老化的過程。這是一個真正精彩的科學故事，但是，我們仍然期待這一理論對人類的影響——如製出一種可以攻擊這些端粒維護酶的藥物，或者通過測量這種酶的活性，而發現一種癌症的檢查機製。盡管這非常引人注目，但我還是沒有在本書中列入這項研究。
我沒有寫到癌細胞轉移的機理，或一些癌症（如黑素瘤）似乎可以憑某種方式抵抗免疫係統的攻擊，也沒有寫到正常細胞和癌細胞中細胞周期的作用。我確實寫入了BRCA-1和BRCA-2，但是沒有很詳盡。這些基因都值得用一整本書來寫。我還不得不排除主要的非科學的領域，包括癌症護理的實施、癌症的全球性影響和癌症經濟學（盡管我偶爾確實提及到為研究提供資金和醫藥公司研發藥物的問題）。
對於大多數局部性癌症來說，外科手術仍然是主流治療方法，外科醫生在治療中的作用仍然至關重要。然而，盡管我用了較大的篇幅敘述了早年的癌症手術，寫到了從比爾羅特、霍爾斯特德到埃瓦茨·格雷厄姆的開創性工作，但我並沒有在手術方麵詳述更新的進展。我僅試著涵蓋一些比較有深度的本質性的故事，行文論述。
癌症生物學有哪些特別有前景的領域，以及在實驗室的哪些進步正在變成臨床現實？
有四大重要領域。第一個是免疫係統在特定種類癌症中的作用。幾十年來，在癌症生物學背景下，對免疫係統的研究是停滯不前的。臨床醫師知道有極少見的、自發性癌症緩解，例如惡性黑色素瘤在沒有治療的情況下會進入緩解階段。他們懷疑這是因為免疫係統在攻擊腫瘤。但是，這種攻擊的精確機製是什麼？為什麼隻有特定的腫瘤會被攻擊？這種免疫激活可以被用作治療方法嗎？
正值我的書首次出版之時，這個領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免疫學家已經表明，使免疫係統重新活化確實對一些癌症有療效，比如黑色素瘤。腫瘤中宿主免疫係統的作用，已經作為一個強有力的新焦點，出現在癌症治療中。
第二個領域是腫瘤的新陳代謝。20世紀20年代，德國生物學家奧拓·沃伯格（Otto Warburg）提出，一些癌細胞從氧氣和葡萄糖中產生能量（被稱作“細胞呼吸”）的方式極不尋常。正常的細胞，不論其來源或功能，都會使用相似的方式從葡萄糖和氧氣中產生能量。癌細胞則在這一過程中利用了一種更類似於發酵的變化形式——當氧氣很少或無氧的時候，酵母細胞產生能量的方法。癌細胞即使在有充足氧氣的時候，也會使用這種途徑。現在，科學家了解到在特定的癌症中存在一些基因（如在白血病和乳腺癌中）會特別地影響細胞的新陳代謝，即細胞如何處理氧氣、葡萄糖以及能量。這些基因代表著這些癌症的新的“阿喀琉斯之踵”。
第三個領域是癌細胞中基因調控的作用。在生物體中，幾乎每個正常細胞（除了精子和卵細胞）都擁有一套相同的基因。然而，一個視網膜細胞表達察覺光或顏色的基因，一個白血細胞卻表達對抗感染的基因。相同的基因藍圖如何創建出了如此不同的細胞呢？
部分調控似乎是通過改變DNA而並不直接改變基因編碼。例如，可以對DNA進行化學修飾，而且這些化學修飾可以改變基因在視網膜細胞與白血細胞中表達的方式。嗯，人們發現某些癌細胞已經破壞或改變了這些DNA修飾和基因表達的通路，而這使它們的運作不同於正常細胞。這也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毫無疑問會通向新的療法和新的認識。
最後一個有前景的研究領域是癌細胞微環境的作用，以及它與生長、入侵和轉移的關係。為什麼某些白血病隻在骨髓和脾髒中發展？為什麼前列腺癌會轉移到骨骼？這些獨特的環境和腫瘤生長或抗藥能力之間的聯係是什麼？有針對特定癌細胞的特殊“避風港”，以及可能破壞這些“避風港”的新療法嗎？
但是，這些新療法的成本怎麼樣呢？您提到了一種可以激活黑色素瘤裏的免疫係統的藥物。這樣一種轉移黑色素瘤的藥物，對於一部分病人的生存意義隻有幾個月，但是一個療程可能會花費成幾十萬美元。從一個社會的角度來說，我們能證明這種做法值得，並且能夠負擔日漸上升的成本嗎？
藥物的“成本”和“價格”是不同的。一片格列衛——我是說，我們稱之為“格列衛”的化學藥片——合成的成本隻有幾便士，這是它真正的“成本”。但是格列衛的“價格”是另一種東西——它是由一係列的社會性安排組合而確定的，由我們支付這個“價格”的意願或能力，當然還有製藥業的謀求利潤的動機來製訂的。
醫藥公司宣稱他們需要收回在研發方麵的投資，他們的確需要如此。但我們必須在成本和價格之間找到一個中間立場，我們還遠未達到這一點。正如我在赫塞汀的故事裏舉例說明的，我們需要找到一個臨床醫生、患者、倡導者和製藥產業能夠在藥物開發過程中同心協力的機製。
第二點不是關於成本，而是關於成本效率的：花費10萬美元，購買一種可以延長8個星期生命的藥物，值得嗎？在某種程度上，這取決於提問者是誰。人類社會對“效率”的界定是在不斷改變的。人們大體上認可，每年花費3到4萬美元延續生命是“值得的”，但是不可否認，這與所處的環境高度相關，遠遠不是絕對的。在另一個國家或另一個世紀，每年用4萬美元來延續生命似乎並不合理。此外，還有生活質量的問題。在萊斯特·布萊斯洛（Lester Breslow）及其他人的幫助下，我在“統計癌症”一章中說明了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