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為什麼決定寫一本關於癌症的書？
這本書源於我對一個病人提出的問題所做的一個漫長的回應。當時我在波士頓曾治療過一位病人，她罹患嚴重的腹部癌症，曾接受了化療，但又複發了，然後接受再次治療。在對她深入治療的某一刻，她對我說“我願意繼續治療，但是，我必須知道我在對抗的敵人是什麼”。我的這本書，就是通過回溯這一疾病的起源、講述它的曆史發展，來試圖回答她的問題。我把它稱為“癌症的傳記”，因為它順著時間流逝描繪了一種疾病的前世今生。
癌症到底是什麼呢？
癌症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整族的疾病。這些疾病在基本的生物學層麵上息息相關，它們都表現出是細胞的病理性增殖這一特點——它們有時是一些不知道該如何死亡的細胞，但更為確定的是一些不知道該如何停止分裂的細胞。這種異常的、不可控製的細胞生長，通常起源於某個單一細胞，細胞反複增殖，並且每一代都產生某種小的進化循環，產生越來越多進化了的細胞。不過，雖然前列腺癌、乳腺癌、淋巴癌之間有深刻的共性，雖然它們在細胞層麵是聯係在一起的，但是，每種癌症仍各有其自身的麵貌。
當您創作這本書時，腦海中是否有特定的讀者群？您的想法是寫給病人看，還是要讓普通人也理解？
這本書完全是寫給普通人看的，並且要讓他們看懂。但是，我希望用最認真嚴肅的態度來對待我的讀者。我想在一種較宏大的曆史層麵上來闡述病人及其家人的渴望，回到癌症最早的起源，然後把大家帶入未來。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頭腦中時刻記著病人以及他們的家人，但是也考慮到了科學家、學生，以及文學讀者。
這本書讓我們身臨其境地感受到過去罹患這一疾病的患者所遭受的苦難，通過他們的苦難，才讓我們實現了今天的進展。是什麼讓您決定這樣集中地描寫癌症這方麵的故事呢？
這本書傳遞的諸多信息中，有一點就是：有些人貢獻了自己的生命來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疾病。我認為，我們必須記住他們，並紀念他們。這可能意味著從文化角度上理解癌症；也可能意味著從社會角度理解癌症；還可能意味著從臨床實驗角度理解癌症。這也可能意味著倡導防禦癌症的機製。書中有一種觀點是——“讓我們相信，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我想在這本書中發出的信號之一就是——尊重曆史。
《紐約時報》最近的一篇回顧文章說，因為癌症死亡率從1971年起就沒有發生過重大的下降，所以在抗癌方麵進展不大。您會說《眾病之王》證實了人類在腫瘤學（研究）方麵缺乏進展嗎？
絕對不會。在最近媒體報道的虛無主義和過度樂觀主義（或30年前存在的大肆宣傳）之間，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中間地帶。媒體報道會向一個方向傾斜，而忽視另一方麵，會抹殺已取得的進步。癌症研究有一種“鍾擺特質”。在某一個年代，我們被告知人類在癌症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績，再過五個月，就能打敗癌症或治愈癌症。而在另一個年代，我們被告知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很明顯，這兩種觀點都不對。
您認為，我們是否需要改變教育病人和社會大眾的方式，使他們擺脫“癌症是一種單一疾病”的思維定勢，並解釋“癌症是由多種疾病組成的”？
是的。我這本書的部分意圖，就是要讓公眾明白癌症的複雜程度，並由此感激前人在探索這一領域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聰明才智和堅韌不拔。癌症基因組的測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揭示了癌症深奧的複雜性。如果你對多種乳腺癌的標本進行基因組測序，你就會發現，那些看起來相同的標本之間，有著深刻的差別。因此，你可能采取虛無主義的觀點說：“天哪，這是個無解的問題”。但是，如果你看得更深一些，你會發現在這些廣泛的差異中，存在著有組織的模式。在這本書裏，我稱之為基因背後的一種音樂。此外，必須吸收更多的知識和思考，你才能找出下一個發現。
您提到20世紀早期一些傑出的癌症研究者和病毒學家幾乎是竭盡所有精力來研究病毒，認為它是癌症唯一的誘因，這之後被證明是錯誤的。一些當代最傑出的研究者，如羅伯特·溫伯格，您在書中討論了他關於腫瘤遺傳學的基礎發現，現在也認為大家過多地著重於基因突變的研究，將它作為癌症的起因，而很少致力於尋找其他方麵原因的研究。您同意溫伯格（的觀點）嗎？還是您認為專注於遺傳學方麵的研究才是改善治療癌症的最佳方法？
遺傳學是至關重要的一部分，但隻是癌症研究中很小的一部分，是一個大謎題中的一小片。書中提到每個時代是如何把自己的影像投射給疾病的。沒錯，每個時代也都把自己的影像投射給癌症，而這也發生在遺傳學的時代中。因此，我們利用遺傳學來理解癌症。曾經有一段時間，病毒研究風靡一時，我們不得不透過它來了解癌症。我認為下一係列的突破會涉及超出腫瘤遺傳學的東西。我隻是列舉一些事情，癌症裏微環境的作用還沒受到充分的重視，那是一片正在開拓的領域。至於理解癌症的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incancer），也是一個有趣的、具有爆發性的領域。還有腫瘤生物學和幹細胞之間的聯係，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牽涉到遺傳學和微環境的領域。
在《眾病之王》中，您談論到一些內科醫生不僅對死亡，而且對生命都變得漠不關心。您的用意是什麼呢？
任何在腫瘤診室中度過時光的人都明白，從某種方麵看，它是一個非常壓抑的地方。可能最顯著的標誌就是年輕的住院醫師和同事們說：“我不想當腫瘤學家，因為每個人最後都死了。”那是完全不正確的。
照顧癌症患者是一項巨大的特權，但是，你要動用你工具箱中配置的一切法寶，包括情緒上的、心理上的、科學上的、流行病上的。你得利用實驗室科學、曆史、臨床試驗和姑息治療。醫學上的每一方麵都會涉及，而且作為一名腫瘤學家，你對一個人的生命產生的影響是驚人的。你出現在一個人生命中最動蕩、最恐懼的時候，而在那個時候有能力幫助他將是一次很強烈的體驗。
當您不得不傳達壞消息時，您是怎樣為此做準備的？
真正有用的，就是傾聽那個要接受壞消息的人，這是我從我的老師那裏學到的首要之事。我是說，壞消息通常都讓人感覺窒息或絕望。有人想去參加他們女兒的畢業典禮，那可能就在兩個月之後；另一個人的目標可能是她能大學畢業。如果你清楚這些病人的目標，包括那些可能達成和不可能達成的，以及他們怎樣能夠或不能實現，那麼就能使你們的交流更加實實在在。你可以說：“好吧，如果看到兒子到達他生命的裏程碑這一時刻對你意義重大的話，那麼我們很可能實現目標。”我想這確實可以減緩壞消息的意味。
《眾病之王》似乎突顯出了在不同學科，比如外科和化療的專業人員之間，自我意識和相互不信任如何阻礙了癌症研究的進展。這種情況得到改善了嗎？
現在已經有了極大的改善，因為早些年的情況令人感到羞愧，而且現在學科間也變得不那麼孤立了。這些年，幾乎所有的癌症中心都有外科醫生、化療師和放療師之間的協作組。我認為這種模式是從那些令人羞愧的經驗中演化而來的，它來自於這樣一種觀念——你不能僅僅使用一種武器與癌症鬥爭，而是必須部署多種武器。如今，一名癌症患者有一個團隊在他/她周圍工作，包括護士、精神病專家、心理學家，在某些情況下還會有疼痛和姑息治療專家。在波士頓工作的時候，我最信賴的醫生幾乎就是病人問診的第一位腫瘤學家，而且他們往往是社區腫瘤學家。他們對人們正在發生的一切有真實的感受，不僅是醫學上的，還有社會層麵的、情感上的（感覺）等等，在治療病人時，他們是可貴的盟友。
您認為社區腫瘤學家在行醫中不情願采納新的發現嗎？
不，我不這麼認為。我認為社區腫瘤學家其實是癌症醫學的先鋒。我非常尊敬社區腫瘤學家，因為他們遠比三級治療中心的腫瘤醫生更能見證這種疾病的完整範圍和幅度。
您認為那些早期基本未受管理的臨床試驗留給人們的曆史記憶，是如今許多美國人對臨床試驗有非常負麵的看法、並且不情願參加的原因嗎？
我認為有很多人對臨床試驗的不情願，是因為我們在教育公眾“臨床試驗意味著什麼”、“它是多麼重要”，以及“了解疾病的必經之路就是參與”上做得非常差。如果我們不和患者做夥伴，那麼這個學科就完了，與病人結伴合作絕對是重要的。
在這本書中，我談到了著名的赫塞汀試驗。直到基因泰克公司和乳腺癌活動家理解到前進的唯一辦法就是把雙方的努力結合起來，他們才真正達成完全一致的看法，正如我在書中所說的那樣，基因泰克公司決定不“對”乳腺癌患者進行實驗，而是“與”患者一起進行實驗。這就是缺失的關鍵部分。但讓人莫名的是，美國公眾仍然認為醫學治療就是“對”患者進行實驗，但實際上，醫學治療應該是“與”患者一起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