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判斷一種藥物的“成本效率”，我們要有大智慧。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淋巴細胞白血病的每次試驗都能增加6到10周的生存時間。到20世紀60年代晚期，已經有相當大比例的病人，約60%，被治愈了。西德尼·法伯的實驗顯示氨基喋呤隻在一些兒童中延長了幾周的生存時間，如果我們僅憑這個實驗來判斷氨基喋呤的成本效率，那麼我們可能早已完全放棄了這種藥物。過早地斷定“成本效率”，可能會丟掉那些還沒有經過充分測試的強效藥物。
類似的一個問題是在錯誤的患者群體中，判斷癌症藥物或預防機製的成本效率。對於患有雌激素受體陽性乳腺癌的婦女，他莫昔芬是有成本效益的，而對於患雌激素受體陰性乳腺癌的婦女來說，它則完全無效。如果在一個試驗中，將ER+和ER-的婦女混在一組，他莫昔芬的效果就小得多。而按照那樣的結果，你就會拒絕給廣大群體這種對她們來說極其有效的藥物。
您的書中探討了美國的癌症。國際環境下的癌症又是怎樣的呢？
書中的故事將我們帶到德國、奧地利、埃及、希臘以及英國。反式視黃酸的發現，在中國和法國推動了對白血病靶向治療的研究。
當然，我是波士頓的研究員，我選擇西德尼·法伯作為我想講的故事中的主角之一。法伯在治療白血病中運用葉酸拮抗物無疑是開創性的；但是，故事中還有很多其他的創新者。我們可以通過外科醫生埃瓦茨·格雷厄姆或流行病學家理查德·多爾的眼睛，來講述整個癌症故事的來龍去脈。法伯真正的與眾不同之處，是他在抗癌戰爭中的角色——他是瑪麗·拉斯克的合作者兼朋友，正是兩人的聯合，改變了這種疾病的社會和政治麵貌。
在書中，我還寫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是如何治療癌症的。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在世界各地都有確立的預防、治療和緩和癌症的機製，不但實用，甚至在人們的承受能力範圍之內，然而我們並沒有加以推廣。聲勢浩大的國際性反煙運動可以預防成千上萬的病例；接種抵抗致癌病毒的疫苗，也能減少癌發病率；通過性傳播的人乳頭瘤病毒引發的宮頸癌，可以借由性教育和接種疫苗來大幅降低發病率。然而，成千上萬的婦女，有些還在她們三四十歲的時候，就死於這種可預防類型的癌症。即使發展中國家，也可以開展乳腺癌的預防和治療。在適齡人群中進行X射線攝像篩檢，或者甚至用雌性激素調節的形式治療ER陽性癌症，這些都是我們應該更加推廣的。
您談到了預防。可是除了煙草、石棉、輻射等，您並沒有詳細地講到其他預防機製。這是為什麼呢？
癌症預防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在書中用了一部分篇幅來講。但是，拋開其曆史起源不說，相對而言，癌症預防還是一個剛起步的學科。流行病學家和生物學家已經鑒定出強大的致癌物質，它們會影響大多數人，其中就包括煙草。但是，很可能還有許多我們尚未發現的致癌物。關於癌症流行病學驚人的一點就是：盡管全球的癌症患病率仍在增長，但是在尋找對人口有實質大規模影響的可預防致癌物方麵，世界仍然麵臨著一個巨大的挑戰。
我們知道一些常見的罪魁禍首可以導致癌症：紫外線引發黑色素瘤和其他皮膚癌；煙草引發肺癌和嘴唇、喉嚨、食道以及胰腺的癌症；酒精則是引發肝髒和食道癌的輔助因子；國家癌症研究所列出的致癌物的官方清單上，包括砷、鎘、鈹、鎳、鉛、苯、氯乙烯和石棉，不過因暴露在苯或鈹中而罹患癌症的人口數量是很小的。也有與癌症相關的病毒，比如人乳頭瘤病毒，乙肝病毒B和C，接觸這些致癌物質的機會往往都是可預防的。
明確飲食對於許多癌症的作用則難得多。飲食無疑與結腸癌有管，但是對於其他癌症，它作用就微妙得多。最近有報道稱高脂飲食會引發乳腺癌，但是這種作用很難評估。的確，科學研究極少明確地將高脂飲食和乳腺癌聯係起來，其他研究也還沒有確定這種聯係。與飲食相對照的是肥胖，它既有飲食方麵又有遺傳方麵的基礎，已經更明確地與包括乳腺癌在內的某些癌症相關聯了。
我們需要嚴謹的研究才能鑒別和定義化學致癌物。在書中，我選擇去強調發現致癌物的方法層麵，既有人口研究又有實驗室研究。這個過程在曆史上已有過深刻的理解，很可能會影響將來我們對致癌物的鑒定。
回到科學方麵，您提供了一個思考癌症中基因作用的框架，就像汽車裏的“油門”和“刹車”。您能就這種油門或刹車基因如何發揮作用的問題，給我們更多的細節嗎？
致癌基因和腫瘤抑製基因的名單很龐大，超過100種，而且它們對於每種類型的癌症的作用都是獨特的。讓我們來舉個例子，有一種被稱為p53的基因，它在許多不同類型的癌症中發生突變。p53基因能編碼一種充當基因組“監護人”的蛋白質。當細胞的DNA被損害的時候，例如被X射線損害，p53基因就可能會被激活，這種蛋白質會發起一種修複DNA的信號。如果DNA沒有被充分修複好，p53會啟動另一種信號使細胞死亡。所以，p53作用起來就像DNA損傷的傳感器，會激活DNA損傷細胞中細胞分裂的“刹車”。
當這種“監護人”基因不再發揮作用時，基因就不會被適當地修複，細胞也不會正常死亡。但是，p53的作用不隻是協調DNA損傷修複和細胞死亡。它還有很多其他的功能，而且能與其他基因通路發揮交叉效應。
在癌症（治療）中，精神或心態起著什麼樣的作用呢？
毫無疑問，精神或心態在人對於任何疾病的心理反應中，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它對於癌症的診斷並沒有“正確”的應答。人們有時會對患者說，“你的康複效果不佳，是因為你沒有正麵思考”或者“消極的念頭會引發癌症，所以要正麵思考”。對此，我不能苟同。
這種思維方式是很中世紀的——責備受害者並且加重了疾病的負擔。我認識許多“正麵”思考的患者，但他們仍難逃致命的癌症。而且我還認識很多沒有“正麵”反應但仍存活至今的人。沒有典型的癌症，所以為什麼應該有典型的病人呢？我被那些承諾用“精神療法”治療癌症的庸醫嚇壞了。可以有一些針對癌症症狀或癌症相關的疼痛、焦慮的治療，但是，這種對癌症使用“精神療法”的想法是非常危險的。
當然，大腦分泌的激素可以改變癌細胞生物行為的這種能力，也引起了科學界日益濃厚的興趣。這個領域尚處於嬰兒期，但是在接下來的十年，或許我們會更有心得。
另類醫學怎麼樣呢？
我認為，所有的療法在它成為主流之前，都是“另類的”——化療在某種情況下是“另類的”——所以，我很渴望看到這個領域發展的進程。我們藥典中的大部分是來自植物資源，而且植物中含有的化學物質，比我們所知的或知道用法的更多。迄今為止，很少有客觀、不偏不倚的試驗用於評價這些藥物在癌症治療或預防中的作用。
有預防癌症的生活方式嗎？
事實上，要找到一種預防癌症的生活方式，比任何人最初想象的要難得多。有一些普遍原則。我們應該避開已知的毒素，像氡、鎘、石棉。嚴重暴露在這些物質中的人數很少，但是接觸應該停止。我們也應該避免接觸煙草，而且避免或減少飲酒。我們應該少吃肉，多吃纖維豐富的食物，我們應該避免紫外線的暴曬和電離輻射。但這些都是相當顯而易見的認知。我還沒有找到一種已在大型人群研究中臨床驗證過的“防癌的生活方式”。
作為一位執業腫瘤醫師，又身為人父，您怎麼能抽出時間來寫作一本這樣大篇幅、複雜的書呢？
我必須擠時間。重要的是要有做這件事的理由。而做這件事的理由就是，我要回答病人的問題。隻要這一點銘記在心，我就感覺這本書在很大程度上仿佛是由它自己寫就的。當我晚上巡房回來或從實驗室回來後，就開始寫作，一直寫到我回答了前一天晚上留下的問題。例如，當我寫到乳房X射線攝像時，前一晚的問題可能是：“到1986年的進展如何？”然後，第二天我會接著從那個時期一直寫到1996年，填補這期間的故事。我想之所以能夠如此寫作，就是為了回應這個故事必須要說出來的緊迫感。
部分訪談首次發表於2011年2月的Onc Nurse雜誌上。感謝克裏斯汀·米爾頓（Christin Melton）的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