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錯了。我翻閱紅檔案夾中的病例，沒有提及移植。在檢查室明亮的熒光燈下，當他伸出手做檢查的時候，我發現這些皮疹隻是一些零星無害的丘疹，並沒有移植物反應那灰蒙蒙、斑駁的陰霾。為了找出另一種解釋，我迅速地掃過他的藥品清單，上麵隻列了一個藥物：“格列衛”，這是德魯克的藥物CGP57148的新名稱。
皮疹是該藥物的輕微副作用。這種藥物的主要效果雖然表現得並不明顯，但卻非常激動人心。我在二樓病理實驗室的顯微鏡下觀察他的血液塗片：他的血細胞極其正常——當我的眼睛慢慢掃過這三行指標的時候，我屏住呼吸自言自語：“紅細胞正常，血小板正常，白細胞正常。”很難把我眼前觀察到的血細胞的情況和對他的診斷聯係起來：白血病原始細胞一個都看不到！如果這個人有慢性粒細胞白血病，那麼他緩解的力度已經徹底把這種疾病趕出視線。
到1998年的冬天，德魯克、索耶斯和塔帕茲已經目睹了幾十例這樣的緩解。德魯克用該藥治療的第一個病人是來自俄勒岡州海岸的60歲的退休列車員。病人在當地報紙關於德魯克的報道上讀到新藥的消息，立即致電德魯克，自願作他的“豚鼠”。德魯克給他施用了一份小劑量的藥物，然後整個下午都站在他的床邊，緊張地等待任何中毒跡象。直到那天結束時，也沒有什麼不良反應，人還活著。德魯克回憶：“這是該分子第一次進入人體，它很可能造成大破壞，但卻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真是無法形容。”
德魯克逐步地加大了劑量——25、50、85和140毫克。他的病人數量也隨之增加。隨著藥物在患者體內劑量的加大，該藥的作用也愈發明顯。波特蘭的一名女患者來到他的診所時血球計數已上升到將近正常值的30倍，她的血管充滿了白血病細胞，脾髒上也被墜滿了。在幾劑藥物之後，德魯克發現她的血球計數急劇下降，然後在一周內恢複了正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索耶斯和休斯敦的塔帕茲治療的其他病人也出現了同樣的反應，他們的血球計數在幾周內就正常化了。
藥物的消息迅速傳開。格列衛的研發正好與因特網上患者聊天室的誕生齊頭並進。到了1999年，患者已經在網絡上交流藥物試驗的信息。有許多病人把德魯克藥物的消息告訴醫生，然而他們發現，自己的醫生對這種藥物知之甚少並且表示懷疑，於是這些病人飛到俄勒岡或洛杉磯去參加格列衛的臨床試驗。
在I期臨床試驗中，54名患者接受了高劑量的藥物，其中53人在使用藥物的幾天之後就表現出了充分的反應。患者繼續服用了幾周、然後是幾個月的藥物，惡性腫瘤細胞沒有明顯地在骨髓內重生。慢性髓性白血病如果不進行治療的話，其“慢性”僅僅是相對於白血病的標準而言的：隨著病情加劇，症狀按照日益緊迫的快速弧線運行，大多數患者隻能生存三到五年。而格列衛患者的病情呈現出明顯的減速。正常細胞和惡性細胞恢複平衡，這就是血液的“消炎”（unsuppuration）。
1999年6月，許多原來的患者仍然處於深度的緩解中，格列衛顯然很成功。這一成功仍在繼續，它已經成為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的標準藥物。現在，腫瘤學家在討論這一致命的疾病時使用“前格列衛時代”和“後格列衛時代”這種說法。德克薩斯州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白血病醫生哈高普·坎塔爾堅（HagopKantarjian）最近總結了慢性粒細胞白血病藥物的影響：“在2000年之前，我們看到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時隻能告訴他們，這是重病，病程會致命，預後很差，平均生存期可能是三到六年，首選療法是異體移植……沒有其他療法……如今當我再看到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時，我告訴他們這是一種病程緩慢的白血病，預後良好，隻要他們終生口服格列衛，通常都能頤養天年。”
如諾華公司所指，慢性粒細胞白血病少得幾乎不構成對公眾健康的禍害，但癌症是一種象征性的疾病。開創性的想法往往始於癌症生物學的邊緣之地，然後回彈到這類疾病更常見的形式。而在所有形式的癌症中，白血病往往是新範式的種子。這個故事開始於1948年西德尼·法伯診室中的白血病，它也必須從白血病開始。如果癌症是在我們的血液中，如瓦繆斯提醒我們的那樣，那麼似乎隻有在日益擴大的包圍圈裏返回到這種血液的癌症之中，才是明智之舉。
德魯克藥物的成功在腫瘤領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布魯斯·凱伯納在一篇社論中寫道，“20世紀50年代，我還是伊利諾伊州的一名青年時，體壇被羅傑·班尼斯特的成績（RogerBannister）震驚了……1954年5月6日，他打破了4分鍾跑1英裏（1500米）的極限，雖然隻比世界紀錄快了幾秒鍾，但他在一個下午就改變了長跑的局麵……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新的紀錄像成熟的蘋果紛紛落地一樣被打破。在癌症治療領域，也能發生同樣的事情嗎？”
凱伯納的比喻是精心挑選的。班尼斯特的1英裏仍然是競技體育史上的一塊試金石。這並非因為班尼斯特樹立了一個無法打破的紀錄。現在1英裏跑最快的紀錄比班尼斯特的要快15秒多。幾代人都認為4分鍾代表著一種內在生理極限，仿佛肌肉注定不能動得更快，肺不能呼吸得更深。班尼斯特證明了內在極限的觀念是一個神話。他打破的不是極限，而是極限的觀念。
格列衛也是如此。凱伯納繼續說：“它證明了一個原則，肯定了一個作法。它表明高特異性的無毒治療是可能的。”格列衛為癌症治療推開了新的一扇門。以式構合成的分子（一種特別設計用來滅活致癌基因的藥物）殺死癌細胞，正符合了埃爾利希所幻想的“特異親和性”。分子靶向治療癌症是可能的，隻要研究癌細胞的深度生物學，就能找到這種療法。
最後要提的一點是：我所說的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是一種“罕見病”，在“前格列衛時代”是實事求是的。同過去相比，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的發病率仍然沒有變：每年隻有幾千名患者被診斷出患有這種形式的白血病。但隨著格列衛進入臨床，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的患病率，即目前活著的患者數量，卻發生了極大的改變。截止到2009年，用格列衛治療的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預期的平均生存時間為診斷後30年。根據這一生存數據，哈高普·坎塔爾堅估計，在未來10年內，美國將有25萬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帶病生存，並且都接受靶向治療。德魯克的藥物將改變全美的癌症麵貌，把一種原本比較罕見的疾病轉變成一種相對普通的疾病。（德魯克開玩笑說，他已經完美地實現了抗癌藥的反向目標——他的藥物提高了全世界癌症的患病率。）若以我們大多數人的社交網絡可以擴展到大約一千人來估算，那麼平均我們每個人都會認識一位正在依靠靶向抗癌藥物生存的此類白血病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