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患者的女兒是一名內科醫生，她用鷹一樣緊張的眼神盯著我做完檢查。這是女兒中年時和母親的角色互換，她在用母性本能反哺且以加倍強烈的方式關懷自己的母親。女兒想給母親最好的照顧：最好的醫生、能看到筆架山（BeaconHill）風景的最好病房，以及用特權和金錢可以買到的最好的、最強效的、最猛烈的藥物。
但是這位老年婦女甚至連最溫和的藥物都很難承受。她的肝髒雖然還沒有完全喪失功能，但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細微的跡象表明，她的腎髒也幾乎無法工作。我建議嚐試姑息藥物，比如做個可以改善她症狀的單一的藥物化療，而不是推行更強硬的方案治療不治之症。
這位老婦的女兒看著我，仿佛我瘋了一樣。最後，她對我怒目而視地說：“我來到這裏是為了得到治療，不是尋找臨終安慰。”
我答應她詢問更多有經驗的醫生來重新考慮權衡。或許因為我太倉促地對這位老婦的病情下了結論。幾周後，我得知她和女兒找到另外一位醫生，應該是一位更願意勉為其難地滿足她們要求的醫生。我不知道這位老人是死於癌症，還是死於治療。
腫瘤學界的第三個不同的聲音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雖然這種聲音已經在癌症學的邊緣回響了幾百年。由於一個接一個的化療和手術試驗在降低晚期癌症死亡率麵前宣告失敗，因此這一代外科醫生和化療專家在無法治愈患者的情況下，轉而開始學習照顧病人的藝術。
這是一門不連貫而且讓人不舒服的課程。姑息治療，是關注症狀緩解和安慰的醫學分支，被視為癌症治療的反物質，對其正麵的否定，承認其口若懸河的成功是失敗。單詞“姑息”（palliate）來自於拉丁語“托詞”（palliare）——它提供緩解疼痛，被視為是掩蓋了疾病的本質，掩蓋症狀而不是攻擊疾病。關於緩解疼痛，波士頓一個外科醫生在20世紀50年代這樣寫道：“如果有持續疼痛，且手術亦不能直接攻擊病理損害本身以緩解疼痛……則痛苦的減輕隻可以通過用手術幹擾感覺通路來實現。”手術的替代選擇就是更多的手術——以毒攻毒。止痛用的鴉片類藥物，如嗎啡或芬太尼被刻意地拒絕了。作者繼續寫道：“如果不給予手術，患者注定要變成鴉片類藥物的癮君子，身體每況愈下，更糟糕的甚至會自殺。”這樣的考慮極具諷刺性，因為霍爾斯特德本人在製定根治手術理論的時候，就已經對可卡因和嗎啡上癮了。
可想而知，重建癌症患者理智和尊嚴的生活這一臨終護理運動的浮現成形，不是源自癡迷於治愈的美國而是來自於歐洲。它的創始人是塞西莉·桑德斯（CecilySaunders），一位曾經的護士，後來在英國經過再培訓後成為醫生。20世紀40年代末，桑德斯在倫敦曾經照顧一個來自華沙的因癌症而垂死的猶太難民。這名男子把自己畢生積蓄的500英鎊都留給了桑德斯，唯一的遺願就是“給她家開一扇窗戶”。當20世紀50年代，桑德斯開始走進和探索被遺忘的倫敦東區的癌症病房時，她才親身體驗到那個神秘請求的意思：她看到絕症患者往往被忽視了尊嚴、缺少止痛的治療，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醫療護理。簡直可以說他們的生活被局限在沒有窗戶的房間裏。桑德斯發現，這些“無望的患者”已成為腫瘤學的棄兒，在他們的戰鬥中，無法找到任何與勝利有關的修辭，於是他們像沒用的傷兵一樣，被棄之不顧，無人問津。
桑德斯發明了或者說是複興了相反學科——姑息療法，作為回應，回避了“姑息照料”。她寫道，這是因為“照料是一個柔軟的字眼”，永遠不會贏得醫學界的尊敬。如果腫瘤學家不能親自向絕症患者提供應有的護理，就會求助於其他專家，如精神科醫生、麻醉醫生、老年醫學醫生、物理治療師和神經學家，讓病人無痛苦和優雅地死去。而她也會把垂死的病人從癌症病房裏轉移出去：1967年，她在倫敦創建了安養院，該院是為了專門照顧那些病危臨死的患者而設置的，起名為聖·克裏斯托夫（St.Christopher）：不是死亡，而是以旅行者的守護聖徒命名的。
桑德斯的行動花了整整十年的時間才傳到美國，並滲透進充滿樂觀的腫瘤病房。一名病房護士回憶說：“向患者提供姑息治療，遭遇到如此深層的抵抗，以至於在我們建議放棄拯救生命，轉而拯救尊嚴的時候，醫生甚至不會用眼睛看我們……醫生對死亡的氣息過敏。死亡意味著失敗，和疾病鬥爭的失敗——這是他們醫生的死亡，是醫學的死亡，也是腫瘤學的死亡。”
為患者提供臨終護理需是龐大的再想象和再創造行為。同那些為開發新藥物和新型手術規範而進行的試驗相比，緩解疼痛和痛苦的試驗，同樣是嚴格精確地進行的。試驗的結果，推翻了幾個有關疼痛的教條，同時發現了一些新的、意想不到的基本原則。鴉片製劑被大量用於安撫癌症患者，並不會導致病人成癮、病情惡化和自殺等事件；反之，它們緩解了惡化過程中的焦慮、痛苦和絕望。有效地利用新型止吐藥物，大大改善了化療患者的生活。1974年，耶魯-紐黑文醫院建立了美國第一家臨終關懷中心。到80年代初，按桑德斯模式建立的癌症患者臨終關懷收容所，已經遍布全世界，其中英國最為突出，80年代末已經有近200個臨終關懷中心在運作。
桑德斯拒絕承認臨終關懷事業是在“挖癌症治療的牆腳”。她寫道：“提供……臨終關懷，不應該當成孤立於抗癌鬥爭之外的負麵做法。它雖然出現在抗癌鬥爭讓人難以想象並且毫無收益的敗退階段，但在許多方麵，臨終關懷的原則，同那些其他階段所需要的基礎護理和治療是一樣的，雖然它的回報是不同的。”
這也是在了解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