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學會以與計數死者同樣專注的心，去計數生者。
——奧黛麗·羅爾蒂（AudreLorde）
統計是這代人的宗教信仰，是它的希望，也是它的救贖。
——格特魯德·施泰因（GertrudeStein）
1985年11月，腫瘤學正處在關鍵性的十字路口，一邊是嚴峻的現實，一邊是過去誇口的承諾。哈佛大學生物學家約翰·凱恩斯（JohnCairns）複活了抗癌戰爭中衡量戰爭進展的工作。
“複活”一詞，隱含著埋葬的意思，自從1937年《財富》雜誌發表抗癌文章以來，對癌戰爭的綜合評估，實際上已經被奇怪地埋葬在過剩的巨量信息中。每一個輕微的落腳聲、每一個無限小的步伐，都被媒體那樣癡迷地報道，令人幾乎不能識別該領域作為一個整體的發展軌跡。在某種程度上，凱恩斯正在對前十年錙銖必較的觀點做出反應。他想從細節中脫離出來，鳥瞰全局——癌症患者是否普遍活得更久了？自1971年以來對抗癌的巨額投資，已經轉化成有形的臨床成果了嗎？
為了對顯然很模糊的“進展”進行量化，凱恩斯從一部始於“二戰”時的陳舊發黴的癌症記錄開始，這是一個對各州的癌症相關死亡的統計記錄，並按涉及的癌症類型進行了細分。凱斯恩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American）中寫道：“這些檔案，精確展示了癌症自然史的畫麵，並且構成了討論任何治療的必要的起始點。”他希望通過鑽研這些記錄，畫出癌症的演變，不是幾天或幾個月，而是幾十年間的模樣。
凱恩斯從癌症記錄著手，用它來估計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腫瘤學治療的發展而拯救的病人數（手術和放射療法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就已出現，因此被排除在外；凱恩斯更大的興趣在於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生物醫學研究快速擴張中出現的進展）。他把治療進展分成不同的類別，然後根據它們對癌症死亡率的相對影響做出數值預測。
這些範疇中的第一種是“治愈性”化療，即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弗雷、弗雷瑞克，印第安納的艾因霍恩及其同事所大力推動的方法。如果把能被化療治好的癌症亞型的治愈率相對寬鬆地設為約80%或90%，那麼，凱恩斯估計，每年總共挽救了2000～3000條生命，包括700名患急性淋巴白血病的孩童、約1000名患霍奇金病的患者、300名患晚期睾丸癌的男性、20～30名患絨毛癌的女性（淋巴的非霍奇金病變體，到1986年能用多重化療治愈，這又增加了額外的2000條生命，治愈總數接近5000例。但凱恩斯並沒在最初的統計中計入這些治愈者）。
“輔助”化療，即術後的化療，如博納東納和費希爾的乳腺癌實驗每年的貢獻是大約拯救了另外的10000～20000條生命。最後，凱恩斯也把可檢測早期癌症的診斷戰略納入考量（如巴氏子宮頸抹片檢查和乳房X射線照片）。他粗略估計，這些又每年避免了10000～15000例與癌症相關的死亡。大體而言，每年總共拯救約35000～40000條生命。
1985年，這個數字與每年癌症的發病率對照，每10萬美國人中有448個新的癌症病例，或者每年約有100萬美國人發病，1985年癌症的死亡率是每10萬人中有211例死亡，或者說每年總死亡人數為50萬。簡而言之，即使是相對樂觀地估計拯救的病例人數，在美國每20個被診斷為癌症的病人中，以及每10個死於癌症的病人中，不到一個會受益於療法和篩檢的進步。
凱恩斯並沒有因為這個數字太低而感到意外，事實上，他認為，自知自重的流行病學家也應該不感到意外。在醫學史上，從沒有僅僅依靠治療方案就摧毀重大疾病的先例。比如，如果一個人繪出肺結核死亡數下降的曲線，就會發現，死亡數下降在新抗生素登場前幾十年就已經發生。比靈丹妙藥更強有力的，是相對不引人注意的市政設施的變化——更好的飲食起居、居住環境、衛生設施，汙水處理係統和通風設備的改善，降低了美國和歐洲的肺結核死亡數。因為疫苗的出現，脊髓灰質炎和天花也逐漸變少。凱恩斯寫道：“瘧疾、霍亂、傷寒、肺結核、壞血病、糙皮病和過去其他災禍的死亡數，在美國已經逐漸變小，是因為人類已經學會如何預防這些疾病……把大部分工作都投入到治療上，就等於否定了先前的成就。”
雖然凱恩斯的文章在政界有廣泛的影響，它仍然缺乏統計學上畫龍點睛的一筆。它需要的是對多年來癌症死亡率比較趨勢的某種量化——1985年與1975年相比，死於癌症的人是更多了還是更少了？1986年5月，距凱恩斯恩文章發表不到一年，他哈佛大學的兩名同事，約翰·貝勒（JohnBailar）和伊萊恩·史密斯（ElaineSmith），恰好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給出了這種分析。
要理解貝勒-史密斯分析，我們首先得了解它不是什麼。從一開始，貝勒就排斥了病人最熟悉的指標：存活率隨時間的變化。五年存活率衡量的是病人在確診之後五年內的存活率。但是存活率分析有一個陷阱，它易受偏差的影響。
要理解這些偏差，讓我們設想兩個相鄰的村莊，有相同人口和相同的癌症死亡率。平均而言，兩個村子診斷出癌症的患者年紀是70歲，診斷後，病人存活了10年，80歲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