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寧做烈火餘灰，也不做浮塵飛揚！
——傑克·倫敦（JackLondon）
如果我不能好轉，你會趕我走嗎？
——20世紀60年代一位癌症患者致她的醫生
莫亞·科爾的他莫昔芬（tamoxifen）試驗，最初是為治療女性轉移性晚期乳腺癌而設計的。但隨著試驗的進行，科爾開始考慮另一種嚐試。通常情況下，新的抗癌藥物的臨床試驗，對病情越來越重的患者，往往會無情地逐漸增強用藥量（每當一種新藥的消息一傳播開來，就會有越來越多絕望的患者為拯救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擲地作最後一搏）。但是科爾傾向於反其道而行。如果是患早期腫瘤的女性，能否用他莫昔芬治療呢？如果一種藥物可以阻止IV期乳腺癌廣泛的轉移性、侵略性的發展，那麼，它對僅在淋巴結區域內擴散的局部II期乳腺癌是否會有更好的效果？
科爾兜了一圈後不知不覺地回到了霍爾斯特德的邏輯。霍爾斯特德發明了根治性乳房切除術，依據的前提是：早期的乳腺癌需要被完全徹底地攻擊——通過手術來“淨化”疾病想得到的每個寄宿地，即使此時還沒出現可見的癌症。結果是，荒誕地損毀人體的乳房切除術，不分青紅皂白地強加給那些患有微小的、局部限製性腫瘤的婦女，為的是避免它惡化或轉移到遠處器官。但是科爾現在開始懷疑，霍爾斯特德徹底清除癌症積弊的出發點雖好，卻用錯了工具。既然手術無法消除癌症看不見的寄宿地，或許需要的是一個強力的化學藥品——做全身性治療，也就是從1932年以來威利·梅耶一直夢想的“術後處理”。
在他莫昔芬出現之前，國家癌症研究所的一群叛逆研究員就已經有了類似的想法。1963年，大概是莫亞·科爾在曼徹斯特完成實驗的十年前，33歲的國家癌症研究所腫瘤學家保羅·卡蓬（PaulCarbone）曾做過一項實驗，以了解化療對手術完全切除早期原始腫瘤的女性（沒有可見腫瘤遺留）是否有效。卡蓬是受了研究所叛逆者的守護天使李敏求的啟發，這位學者因為用甲氨蝶呤治療腫瘤已明顯消失的胎盤腫瘤婦女，被研究所開除了。
雖然李敏求被屈辱地解雇，但這一令他生涯受挫的技術——用化療來“淨化”體內殘留的腫瘤細胞，卻在該研究所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聲望。卡蓬在他的小範圍試驗中發現，手術後進行化療，可以降低乳腺癌的複發率。他和他的團隊用拉丁文單詞“adjuvant”（輔助）來描述這種形式的治療。卡蓬認為，輔助化療可成為外科醫生的小幫手。它可以完全根除手術殘留的、隻有在顯微鏡下才可見的癌細胞，從而滅絕早期乳腺癌在體內殘餘的惡性病灶，在本質上完成霍爾斯特德為自己設定的艱巨的淨化任務。
但是，外科醫生對其他人的幫助根本不屑一顧，尤其是化療專家的協助。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當根治手術變得越來越飽受質疑時，大多數胸外科醫生已經把化療專家看作絕對不可信任的勁敵，更不會指望靠他們來改善手術效果。外科醫生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乳腺癌領域，因為他們負責診斷所有的患者，卡蓬幾乎無法招募到任何患者去擴大他的實驗。科爾回憶說：“除了偶爾在國家癌症研究所接受乳房切除手術的婦女……這項研究根本無法開始。”
但是卡蓬找到了一個替代方案。外科醫生對他退避三舍，於是他轉向躲避同行的伯尼·費舍爾（BernieFisher），那個深陷乳腺外科根治術爭議旋渦的外科醫生。費舍爾立刻就對卡蓬的想法產生興趣。事實上，他也試圖把化療與乳房手術切除術結合起來，沿著類似的路線做試驗。但即使是費舍爾，也分身乏術。他自己的試驗NSABP-04（根治手術和非根治手術的對比測試）也是一路跌跌撞撞，他很難再說服外科醫生加入乳腺癌化療與手術相結合的實驗。
這時，一個意大利團隊前來救駕了。1972年，正當國家癌症研究所在全美到處尋找一個地點以測試“術後輔助化療”時，腫瘤學家吉安尼·博納東納（GianniBonadonna）來到貝塞斯達參觀訪問該研究所。博納東納穿著量身定做的米蘭禮服，風度翩翩、無可挑剔，立刻給國家癌症研究所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他從德維塔（DeVita）、卡內洛斯和卡蓬那裏得知，他們都曾經測試不同藥物的組合來治療晚期乳腺癌，已發現有一個組合很有可能起作用，其組成藥物為：環磷酰胺（Cytoxan，氮芥替代品），甲氨蝶呤（methotrexate，法伯研究的氨基喋呤的一個變種），氟尿嘧啶（fluorouracil，DNA合成抑製劑）。這個被稱為CMF的方案，相對而言具有最小的副作用，但又有相當大的活性，可以阻止細微的腫瘤，是乳腺癌輔助治療的理想組合。
博納東納在米蘭一個叫腫瘤研究所（InstitutoTumori）的大型癌症中心工作，他與那裏的首席乳房外科醫生翁貝托·韋羅內西（UmbertoVeronesi）有著親密的友誼。他們倆是唯一一對可以彼此傾談的外科醫生和化療醫生。翁貝托·韋羅內西被卡蓬說服（卡蓬當時仍然掙紮著想在美國推行類似的試驗），提出了一個大型隨機試驗，研究早期乳腺癌乳腺切除手術後的化療。他們立即得到了國家癌症研究所同意試驗的合同。
該所研究人員體會到了這一合約的諷刺意義。在美國，抗癌藥物的前景深受內部分裂之痛，以至於對癌宣戰之後，國家癌症研究所資助的最重要的細胞毒性化療試驗，不得不遷移到另一個國家進行。
博納東納從1973年夏開始著手他的試驗。截止到那年的初冬，他已經隨機對400個婦女進行了試驗：其中一半不予治療，另一半用CMF組合治療。韋羅內西是這個試驗的重要支持者，但是別的乳腺外科醫生仍舊對此毫無興趣。博納東納回憶說：“外科醫生不僅僅是懷疑，簡直是敵對，他們一點也不想有所了解。那個時候隻有非常少的化療專家，而且所受評價也不高；當時外科醫生的態度是，‘化療專家為中晚期患者提供藥物；而我們外科醫生做手術，讓病人實現終生緩解……外科醫生幾乎很少再次看到他們的病人，我認為他們不想聽到有多少病人因單純手術治療而倒下。這是事關麵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