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森的觀察結果為比特森謎題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也許乳腺癌細胞對切除卵巢後顯著不同的應答反應，取決於癌細胞是否有雌激素受體。具有受體的ER陽性腫瘤，保留了它們對雌激素的渴望。ER陰性腫瘤則已自我擺脫了對受體和激素的依賴。因此詹森提出，ER陽性腫瘤會對比特森的手術產生應答，而ER陰性腫瘤則會毫無反應。
驗證這個理論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開展一項實驗——對ER陽性和ER陰性腫瘤的女性患者施行比特森的手術，確定癌細胞的受體狀態是否如預測地產生應答反應。但是，手術已經過時了（因為切除卵巢會產生許多其他嚴重的副作用，如骨質疏鬆症）。另一種替代的方法是用藥物手段來抑製雌激素的功能，就像女性版的哈金斯式化學閹割法。
但是，詹森卻沒有這樣的藥物。睾酮不起作用，並且也沒有人在研發“抗雌激素”。製藥公司長期、頑固地追逐治療更年期藥物和新的避孕藥（使用合成雌激素），早已放棄了研發“抗雌激素”，而且也沒有興趣為抗癌進行開發。正如詹森所言，在這樣一個被“細胞毒性化學療法”的美好願景催眠、控製的時代，“人們對於發展內分泌（激素）療法來治療癌症缺乏熱情。聯合化療被認為更有可能成功治愈癌症，不僅是乳腺癌，還有其他固體腫瘤。”開發抗雌激素，也就是傳說中女子永葆青春的“拮抗劑”，被普遍認為是浪費精力、金錢和時間。
因此，1962年9月13日，帝國化學工業公司（ICI）才華橫溢的英國化學家團隊為名為“ICI46474”或三苯氧胺（tamoxifen）的化學物質申請專利時，幾乎無人注意。這項發明原本要作為一種避孕藥：它是由激素生物學家阿瑟·沃波爾（ArthurWalpole）和合成化學家多拉·理查森（DoraRichardson）領導的ICI公司“生育控製計劃”的團隊完成的。他們最初設想鳥翼般的結構使三苯氧胺完美地棲息在雌激素受體打開的雙臂上，成為一個雌激素的潛在刺激因子。但是結果截然相反，它非但沒有開啟雌激素信號，充當避孕藥，還令人驚訝地在許多組織中切斷了雌激素的作用。這是一種雌激素拮抗劑——因此，被認為是一種無效藥物。
然而避孕藥和抗癌藥之間的聯係在沃波爾心中揮之不去。他了解哈金斯通過手術去勢治療前列腺癌的實驗，也知道比特森的謎題幾乎已由詹森解開。他的具有抗雌激素性質的新藥，又引發出了一種有趣的可能性：ICI46474可能是無用的避孕藥，但他推測，該藥有可能對雌激素敏感的乳腺癌有作用。
為了驗證這一想法，沃波爾和理查德森決定尋求臨床合作者。他們理所當然地想到了曼徹斯特的柴郡醫院（ChristieHospital），這是世界著名的癌症中心，從帝國化學工業公司位於阿爾德雷（Alderley）園區的研究校區過去，穿過柴郡起伏蔓延的山巒，隻需一段短暫的路程。並且，這裏還有一位現成的合作者，瑪麗·科爾（MaryCole），曼徹斯特的一位腫瘤學家和放療師，對乳腺癌特別感興趣。科爾被患者和同事親切地稱為莫亞，她堅強好勝，一絲不苟，對患者鞠躬盡瘁。她的病房住滿了晚期和轉移性乳腺癌的女性患者，她們中的許多人正在快速地走向死亡。莫亞願意嚐試任何藥物來挽救這些婦女的生命，即使是被遺棄的避孕藥。
1969年夏末，科爾的實驗在柴郡展開。46名患乳腺癌的婦女接受了ICI46474片劑實驗。科爾沒抱太大的希望，認為部分人能有反應就不錯了。但是，有10名患者幾乎立刻產生了顯著的反應。乳腺中的腫瘤明顯萎縮，肺轉移瘤縮小，骨痛消失，淋巴結也軟化了。
就像哈金斯的前列腺癌患者的情況一樣，在這群受試婦女中，許多對藥物產生反應的人最終複發了。但是，實驗的成功是無可爭議的，對這個原理的證明也名垂青史。取得成功的，不是以經驗性試錯法摸索發現的細胞毒藥，而是針對癌細胞的特定通路設計的藥物，促使轉移性腫瘤得到緩解。
三苯氧胺在馬薩諸塞州什魯斯伯裏（Shrewsbury）的一間名不見經傳的製藥實驗室裏圓滿完成了旅程。1973年，在伍斯特基金會實驗室（一個涉及新避孕藥開發的研究中心）工作的生化學家，克雷格·喬丹（V.CraigJordan）研究了癌症對三苯氧胺治療方案產生響應的模式。他用一項簡單的分子技術給乳腺癌細胞染色檢測埃爾伍德·詹森在芝加哥發現的雌激素受體，通過這個實驗，比特森謎題的答案跳了出來。表達雌激素受體的癌細胞對三苯氧胺是高度敏感的；而缺乏雌激素受體的癌細胞，則對其毫無反應。至此，近百年前，在英國觀察到的乳腺癌女性患者摘除卵巢後，術後不穩定、應答反應有好有壞現象背後的原因，終於真相大白。表達雌激素受體的細胞，可以結合三苯氧胺，而這種藥物（一種雌激素拮抗劑）切斷了雌激素的反應，從而阻止了該細胞的生長。但是，ER陰性細胞缺乏該藥物的受體，從而對它不敏感。這個簡單的模式令人滿意。在癌症研究史上，第一次由一個核心分子邏輯把藥物、藥物靶向受體及癌細胞結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