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中期，高劑量的組合化療取得了又一個標誌性的勝利。國家癌症研究所的伊恩·瑪格拉斯（IanMagrath）和約翰·齊格勒（JohnZiegler）製定了一種雞尾酒療法，由七種藥物組成，其中包括氮芥的一個同源異構分子。這種療法治愈了伯基特淋巴瘤（Burkitt’slymphoma）（一種最初在東非發現的腫瘤，美洲和歐洲的兒童和青少年身上幾乎沒有發現）。而用聯合化學療法擊敗了另一種侵襲性腫瘤的事實，更是大大鼓舞了研究所人員的信心——進一步強調了“治療癌症的通用方案已經被找到”。
醫學界以外的事件也影響到腫瘤學，給研究所注入了新鮮血液和活力。70年代早期，很多反對越戰的年輕醫生湧入了國家癌症研究所（根據一項模棱兩可的法律條款，醫生參加聯邦的研究計劃，如進入國家衛生研究院，就可以不用應征入伍）。沒有應征入伍的士兵，就這樣卷入了另一場戰爭。卡內洛斯說：“我們的試驗申請直線增加。研究所的這些新同事，頭腦聰明、精力充沛，他們想要進行新的試驗、測試新的藥物組合。研究所裏充滿了高昂的情緒。”在國家癌症研究所和它在世界上的學術前哨，各種配方的名字已經進化出自己的語言：ABVD，BEP，C-MOPP，ChlaVIP，CHOP，ACT。
在1979年的大會上，一位卵巢癌化療師自信地對媒體說：“沒有什麼癌症是不能治愈的。對某些病例來說，治愈的可能性很小，但可能性始終存在。這是病人們需要知道的全部，也是病人們想要知道的全部。”
國家癌症研究所更加充盈的資金保證，也刺激了耗費巨大的大規模、多機構聯合試驗，使得各學術中心能夠嚐試更強大的有毒藥物組合。癌症醫院也在國家癌症研究所經費的支持之下，把自己組織成了一個高效運轉的試驗運行機。到1979年為止，國家癌症研究所已經認可了20家這樣的所謂“綜合癌症中心”，它們遍布全國。這些專門治療癌症的醫院，有著眾多病房，由專業醫生和化療師小組負責管理，並得到精神科醫師、病理學家、放射學家、社會工作者和輔助人員的支持。負責認可和協調人體實驗的醫院評鑒委員會也改頭換麵，以避免組織機構之間的延遲阻撓。
這是一場規模巨大的以人為主體的試錯實驗，有時看起來似乎更偏重於錯的一麵。國家癌症研究所發起的一項試驗，試圖通過在治療睾丸癌時將順鉑的劑量加倍，取得好於艾因霍恩配方的效果。然而藥物毒性加倍了，療效卻沒有隨之增加。在另一項高強度、被稱為“一日八劑”的試驗中，腦瘤患兒在一天要服用八種藥物。不出所料，可怕的並發症隨之而來：15%的病人需要輸血，6%的病人因嚴重感染而住院，14%的兒童腎髒受到損傷，3%喪失聽力，更有一名病人死於感染性休克。然而，各類藥物和劑量的不斷增加僅僅加大了副作用，卻沒有提高療效。一日八劑試驗中的很多兒童不久後就死了，化學治療收效甚微。
對其他癌症的治療，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著這種治療模式。比如，聯合化療可以延長轉移性肺癌病人的生命3到4個月；對結腸癌可延長不到6個月；對乳腺癌可延長大約12個月。（我並非輕視這12或13個月生命的意義。對於陷入癌症死亡陰影的人而言，額外的一年可能包含了一生的意義。但這些成果讓人們陷於狂熱的情緒，拒絕承認離“治愈”還遠得很。）1984年至1985年間，正是化學療法極度擴張時代的中點，在醫學期刊上發表的與之相關的文章大約有6000篇，沒有任何一篇提到通過單獨用聯合化療的手段可徹底治愈晚期實體瘤的新策略。
化療師們就像瘋狂的製圖師一樣，狂熱地反複繪製他們的策略消滅癌症。他們嚐試了各種各樣的排列組合，重組曾成功地應用於治療霍奇金病的MOPP藥物組合治療乳腺癌、肺癌和卵巢癌。越來越多的藥物組合進入臨床試驗，越來越強的攻擊性隨之而來，各自頂著晦澀難懂、無從分辨的新名稱。當時的國家癌症谘詢委員會成員羅絲·庫什納警告人們關注醫生和病人之間存在越來越嚴重的隔閡。她寫道：“當醫生說副作用是可忍受或可接受的時候，他們其實是在談論可危及生命的東西。但就算你吐到眼睛裏血管爆裂……他們也認為這不值一提。他們當然不在乎你會不會禿頂。”她諷刺地寫道：“那些微笑的腫瘤學家，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病人是不是在嘔吐。”
語言所能表達的受苦的意義被一邊的“微笑的腫瘤學家”和另一邊的病人分隔開來。埃德森的《睿智》——這部對醫療職業沒有什麼好感的作品，將這種隔閡形象地表現了出來。一個醉心於權力的傲慢腫瘤學家拋出一份荒謬的藥物及其組合的清單，而他的病人，一位英語教授，帶著無聲的沉默和憤怒看著這份清單：Hexamethophosphacil+Vinplatin以增強藥效。每次Hex：300mg/m3；Vin：100mg/m3。今天是第二輪的第三天。兩輪均為全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