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秋天，ABO方案終止。他換了一種同樣無效的藥物。艾因霍恩建議死馬當作活馬醫，采用一種叫做順鉑的新藥物。其實已經有一些研究者用順鉑單獨治療睾丸癌患者，雖然看到一些反應但都不能持續。艾因霍恩想將順鉑和另外兩種藥物結合起來，看是否能增加反應的效果。
一邊是沒有把握的新藥物組合，一邊是無可逃避的死亡。1974年10月1日，克裏蘭決定冒險一試：他被登記為BVP方案的“0號病人”。BVP是一項新的包含博來黴素（bleomycin）、長春堿和順鉑這三種藥物的治療方案的縮寫（簡寫中的“P”代表鉑）。十天後，他回到醫院作例行掃描時，發現肺部的腫瘤消失了。他喜出望外同時又困惑不解，用醫院的電話打給妻子，“我不記得說了什麼，但我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她”。
克裏蘭的經曆很典型。到1975年為止，艾因霍恩用這個方案又治療了另外20個病人，發現其療效顯著而持久，這在癌症治療史上是前所未聞的。1975年冬天，艾因霍恩在腫瘤學家年會上展示了他的數據。他回憶說：“走向那個講台，就好像自己登上了月球”。是年冬末，事情越來越清晰了：那些病人中的一些人永遠不會複發。“這真是令人難忘。我天真地以為這就是我們一直在找卻沒找到的配方。”
順鉑在其他方麵也同樣讓人印象深刻。這種藥物會引起持續的惡心嘔吐，其嘔吐的力量和性質是醫學史上罕見的。服用這種藥物的病人，平均一天嘔吐12次。20世紀70年代幾乎沒有有效的止吐藥。大部分病人要靠靜脈輸液來克服嘔吐。還有一些人則靠著偷運進化療病房的一種溫和止吐藥——大麻，維持生存。瑪格麗特·埃德森（MargaretEdson）在她的戲劇《睿智》（Wit）裏，生動地描述了婦女與卵巢癌的鬥爭：正在接受化療的英國教授牢牢抓住嘔吐盆，痛苦地幹嘔著。這時她那令人難忘的旁白響起：“你們可能會認為我的詞彙已經退化了。”幕後隱而不提的罪魁禍首就是順鉑。甚至在今天，那些在80年代早期照顧過癌症病人的腫瘤科護士還能清晰地回憶起，由於沒有發明新的止吐劑，病人那種突如其來的劇烈的惡心嘔吐，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著地麵的幹嘔。用護士的行話來說，這種藥開始被稱為“擺平”。
雖然這些副作用令人討厭，但是相對於它的神奇療效付出的代價還是很小的。70年代末期，順鉑作為化學治療產品大量出售。這是將癌症病人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經典例子。到1978年為止，基於順鉑的化療已經成為癌症治療的新風尚，各種可能的組合都在全美數千名病人身上進行試驗。到後來，病房裏檸檬黃色液體滴進靜脈的景象無處不在，病人們抓著盆盂狂吐的情景也屢見不鮮了。
與此同時，國家癌症研究所漸漸變成了有毒藥物製造廠。《國家癌症法案》讚助的經費大大振興了研究所的新藥物開發計劃，研究所每年花費更多精力測試成百上千種化學藥品，來尋找新的細胞毒性藥物。這種開發步驟以實驗為依據，將化學藥品丟入含有癌細胞的試管，觀察它是否能殺死腫瘤。那時，人們對癌症生物學還所知甚少。但是，那些大多都是偶然發現的細胞毒性物質，就算特異性不是很好，也能治療癌症，這在當時讓腫瘤學為之著迷。1971年，霍華德·斯凱伯（早期的白血病研究中，弗雷和弗雷瑞克的合作者）承認，“我們想並且需要尋找更好的向導，我們正在接近它，隻要我們今日能利用手邊的工具一步步取得進展，就不能坐等明天。”埃爾利希口中誘人的“神奇子彈”似乎已經有所省略，這場戰爭所需要的隻是用“子彈”來消滅癌症，不管它是否神奇。
無數藥品從國家癌症研究所這口大鍋裏傾倒而出，每一種都有自己獨特的性質。紫杉醇（Taxol）從一百棵太平洋紫杉的樹皮中隻能提純出一克，其分子結構的形狀類似於有翼昆蟲。1969年發現的阿黴素（Adriamycin）是血紅色的（奧爾索普在國家癌症研究所病房裏看到的病人皮膚上的橙紅色痕跡，就是這種化學藥物造成的），而這種藥物，即使是使用正確的治療劑量，也會造成不可逆的心髒損傷。依托泊苷（Etoposide）是從有毒的盾葉鬼臼的果實中提取出來的。博來黴素是一種從黴菌中得到的抗生素，會毫無征兆地在肺部留下傷疤。
“我們是否相信這些化學藥物能治愈癌症？”喬治·卡內洛斯（GeorgeCanellos）回憶道，“是的，我們完全相信這一點。國家癌症研究所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主席朱布羅德要小夥子們鑽研實體瘤，我提議卵巢癌，其他人提議乳腺癌。我們想從更大的臨床難題開始，談論著治愈癌症，仿佛已勝券在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