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夕法尼亞的外科醫生伯納德·費舍爾（BernardFisher）以斬釘截鐵的手段解決了這個外科傳統中的難題。他這個人難以相處、野心勃勃、堅韌不拔且精力充沛，完全就是霍爾斯特德的翻版。他在匹茲堡大學受訓，該校的醫生也如紐約和巴爾的摩的醫生一樣深深地沉浸在霍爾斯特德根治性手術的光榮傳統中。但他是年輕一代的外科醫生，距霍爾斯特德的時代已經相去甚遠，足夠用批判的眼光提出質疑而不用擔心自己的信譽受損。他跟克萊爾和凱恩斯一樣，也對癌症離心理論失去了信心。他越是深入審視凱恩斯和克萊爾的數據，越是堅信根治性乳房切除術缺乏生物學基礎。他懷疑真相可能是相反的。“隻有用正確的、有意義的方法來檢驗，掛毯反麵那些交錯複雜的線條才會變得明顯，呈現出真正美麗的圖案設計……這種假設與所謂的霍爾斯特德理論背道而馳。”費舍爾這樣寫道。
要把顛倒的霍爾斯特德理論掛毯翻轉過來，唯一的途徑就是進行嚴格對照的臨床試驗，來檢驗根治性乳房切除術、單純乳房切除術和乳房切除術結合放射療法的效果。費舍爾知道，進行這樣的試驗會遇到巨大的阻力。大多數外科醫生都躲在手術室裏，從頭到腳裹著嚴嚴實實的手術袍，深深沉浸在根治性手術裏，他們是絕不會合作的。
但是，手術室裏的另一方令人興奮地覺醒了。這一方就是手術刀另一端久久沉默、被麻醉了身體的癌症病人。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期，醫患關係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人們曾經確信無疑的醫學被發現漏洞百出——這些錯誤似乎都集中在婦女健康問題上。沙利度胺（thalidomide）是一種曾被廣泛用來控製懷孕引起的嘔吐和焦慮的處方藥，因為可能導致嚴重的胎兒畸形於1961年匆匆退出市場。在德克薩斯州，簡·羅伊（JaneRoe，一個化名）就該州剝奪她在醫療診所墮胎的權利提起訴訟——拉開了“羅伊訴伍德案”的序幕，並突顯了州政府、醫學機構和婦女身體自主權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簡而言之，政治女權主義正在分娩出醫療女權主義，對新一代女性來說，在婦女身上最為常見但導致嚴重毀形的手術卻從未經過正式的試驗，這實在讓人忍無可忍。1973年，克萊爾這樣勸他的病人：“不要向根治性乳房切除術屈服。”
她們的確這麼做了。《寂靜的春天》（SilentSpring）的作者蕾切爾·卡森（RachelCarson）和克萊爾的一位密友，都拒絕了根治性乳房切除術（後來回想起來，她是對的，因為當時她的癌症已經擴散到了骨髓，那些激進外科醫生根本就無處下手）。貝蒂·羅琳（BettyRollin）和羅絲·庫什納也拒絕了，並在不久後加入了卡森的陣營。羅琳和庫什納都是傑出的作家，她們富有煽動性並且腳踏實地，態度嚴肅卻言辭巧妙，特別善於挑戰那些傲慢的正統外科醫生。報紙上鋪天蓋地都是她們的評論和來信，她們還是醫學和外科會議上的不速之客，毫不畏懼地詰問那些外科醫生的數據，以及根治性外科手術從未進行檢驗這一事實。庫什納寫道，“讓婦女們高興的是……外科傳統正在改變。”就好像著名的曾被霍爾斯特德真情描述的那位“如此不願意毀形”的年輕女子從病床上醒過來，開始質疑為什麼盡管外科醫生不情願卻仍然如此熱衷於對她們施行毀形手術？
1967年，得益於病人的自發行動和公眾對乳腺癌的關注，費舍爾成為美國乳腺與腸道外科輔助治療項目（NSABP）的新任主席，該項目是繼朱布羅德白血病治療團體後，以其為模版榜樣，自發形成的一個學術性醫療聯合會，將針對乳腺癌進行大規模的試驗。四年以後，NSABP建議用係統性的隨機試驗來檢驗根治性手術。恰巧那一年是霍爾斯特德提出根治性乳房切除術的80周年。對這一抗癌理論絕對的、近乎虔誠的信仰，最終還是要接受檢驗。“臨床醫師，不管多麼受到尊重，都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經驗，不管多麼豐富，都無法被當作科學效力的指標。”費舍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願意相信神的智慧，但霍爾斯特德理論並不是神的智慧。他直率地對一個記者說，“我們相信上帝，但其他人（必須）用數據說話”。
事實上，費舍爾花了整整十年時間來收集這些數據。招募病人來進行他的研究是一項很吃力的工作。費舍爾回憶道：“要說服一位婦女參加一項要她們切除或保留自己乳房的醫學試驗，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並不像比較藥物A和藥物B的效果那樣簡單。”
如果病人們都不願意配合，外科醫生們就更是退避三舍。深深沉浸於根治性手術治療傳統中的美國外科醫生，為招募病人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以至於費舍爾不得不請加拿大的醫生和病人來參與研究。美國和加拿大34個中心的1765個病人被隨機分成三組，一組采取根治性乳房切除術，一組采用簡單乳房切除術，還有一組采用手術與放射療法相結合的方法。雖然全力以赴，依舊花了數年的時間才招來足夠的病人。在外科醫學內部力量的阻撓下，NSABP-04號試驗一路蹣跚地走到終點。
1981年，試驗結果終於公之於眾。三個試驗組的再生率、複發率、死亡率和遠端遷移率在統計學上沒有任何差別。接受根治性乳房切除術的那一組，付出了身體不健全的沉重代價，卻沒有在存活率、再生率和死亡率方麵獲益良多。
從1891年到1981年將近一百年的時間裏，大約有50萬婦女接受根治性乳房切除術“根除”癌症。其中許多人是自己選擇的，也有許多人是被迫的，還有很多人根本就沒意識到她們可以選擇。許多人被永久性地毀形了；許多人視接受手術為萬幸；許多人勇敢地忍受了它的折磨，希望極致的手段能徹底治愈他們。霍爾斯特德的“癌症倉庫”超越了霍普金斯的局限，他的觀點進入腫瘤學，滲透到它的詞彙表裏，進入它的心理、它的精神氣質和它的自我形象。當根治性手術被證明失敗的時候，整個外科手術文化也隨之消融。如今根治性乳房切除術已經很罕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