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克的工作就是改變那些已改變的人。1969年，瑪麗·拉斯克展示了她的戰略天賦，提出創立一個“中立的”專家委員會，稱作“征服癌症委員會”（CommisionontheConquestofCancer），為總統提出最有效的戰略意見，以便發起對癌症的係統進攻。她寫道，這個委員會應該“包括空間科學家、企業家、管理者、規劃人員和癌症研究專家……委托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地為美國國會描繪征服癌症的可能”。
當然，拉斯克確保了這個委員會（最後被稱為顧問組）一點也不中立。它的成員是精挑細選出來的，全部都是拉斯克的朋友、同路人和同情者，是一群獻身於抗癌戰爭的男女。西德尼·法伯，還有德克薩斯州參議員拉爾夫·亞伯勒（RalphYarborough，他和李斯特·希爾一樣，是拉斯克在國會裏最老的盟友之一）被選作聯席主席。所羅門·賈伯由於他的書而被指派進來。他們邀請紀念醫院的約瑟夫·布爾切諾、羅斯維爾癌症中心的詹姆斯·霍蘭德和斯坦福大學的亨利·卡普蘭加入進來。紐約一家傑出的投資公司的合夥人，同時也是紀念醫院的一位主要捐贈者，本諾·施密特（BennoSchmidt）也加入了這個顧問組。（施密特是一位充滿活力的組織者，最後應邀代替法伯和亞伯勒領導這個小組；他是一位共和黨員，同時也是尼克鬆總統的密友，這顯然是個加分項。）於是，政治、科學、醫學和財政融合到了一起，打造成了一個全國性的響應。為了強化其中立的形象，1970年夏天，亞伯勒寫信給瑪麗·拉斯克，“邀請”她加入（他在信底下潦草地寫道：“你的信早該是第一封寄出的。你的天賦、精力和願望，就是要幫助人。”）。
這個小組的最終報告《征服癌症的國家計劃》，於1970年冬正式發表。報告的結論不出所料：“在過去，當聯邦政府想要給類似於征服癌症這種重大的科學工程以最高的優先權時，總是將它委托給一個獨立自治的代表機構，偶爾會獲得相當大的成就。”專家小組圍這個想法旁敲側擊，無非是想創立一個獨立的抗癌機構——一個癌症的“NASA”，就像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一樣。
這個機構將以4億美元的預算啟動，之後它的補助將每年增長1～1.5億美元，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預算數額將保持在10億。當施密特被問到是否曾考慮過國家能不能“支付得起這樣一個工程”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們不僅能支付這件事，而且如果我們不做這件事的話，反而無法承受。”
1971年3月9日，在該小組的建議下，特德·肯尼迪和雅各·賈維茨在參議院提出了一項法案——《S1828征服癌症法案》，要求創建一個從事癌症研究的獨立自治的機構，即國家癌症管理局（NationalCancerAuthority）；管理局局長將由總統任命，並經參議院批準，由此再度強調其莫大的自主程度。該局將設立一個由18名成員組成的谘詢委員會，向國會報告對癌症的各項進展。這個小組包括科學家、管理者、政治家、醫生，以及最有爭議的“外行人”，如拉斯克、富特和博斯特；這些外行人的唯一任務是使公眾擦亮眼睛，保持敏銳，關注抗癌戰爭。它的資金水平、公眾的監督和自主權，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可能在美國科學史上，也是前所未見的。
瑪麗·拉斯克在幕後緊張運籌，鼓動公眾擁護該項法案。1971年1月，她向各界朋友發出了一係列信件尋求他們的支持。2月，她又想出了另一個絕妙策略：她說服了她的密友、讀者眾多的芝加哥意見專欄作家安·蘭德斯（AnnLanders）（真名是愛碧·萊德雷爾，EppieLederer），發表一篇關於癌症和肯尼迪法案的專欄文章。文章發表的時間就選在了該法案在參議院醞釀表決之際。
1971年4月20日，蘭德斯的專文問世。它的開篇很鄭重：“親愛的讀者：今天，如果您在尋找笑料，那最好跳過安·蘭德斯。如果你想成為與我們共奮鬥的一分子（這可能會拯救數百萬人的生命，也許包括你自己），請和我在一起……有多少人問過這個問題：‘如果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可以把人送上月球，為什麼不能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
蘭德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與拉斯克派遙相呼應——癌症所缺少的不僅僅是一種醫學治療，還是一種政治治療。“如果有足夠的公民讓他們的參議員知道他們希望S-34法案獲得通過，法案就能通過……”她懇求道：“投票給S-34，請簽上你的名字。”
這一呼籲迎來了雪片似的郵件，甚至令蘭德斯和拉斯克都感到震驚。記者芭芭拉·沃爾特斯（BarbaraWalters）回憶道：“我看見一輛接一輛的卡車駛進參議院。”運來整袋整袋的信件，總共大約有100萬封，把參議院的收發室都快壓塌了。一位參議員說他收到了六萬封信。一名負責分揀郵件的秘書惱羞成怒的在辦公桌上掛了一塊牌子：彈劾安·蘭德斯。來自密蘇裏州的參議員斯圖爾特·賽明頓（SymingtonSymington），寫信給蘭德斯，求她再發一篇文章告訴人們停止寫信。他懇求道：“求你了，愛碧，我已經收到他們的消息了。”
參議院也接到了消息。1971年6月，肯尼迪-賈維茨法案修訂版提交到參議院。7月7日周三下午，在聽取了數十名科學家和醫生的證詞後，議案終於在當晚5點半付諸表決。計票結果是：79票讚成，1票反對。
參議院取得的這種立竿見影的勝利正符合拉斯克派的預期。如今癌症法案還要提交眾議院，這將艱難得多。拉斯克派在眾議院隻有為數不多的幾位盟友，影響不大。眾議院希望獲得更多的聽證而不隻是拉斯克派精心策劃而成的小組證詞。眾議院征求了醫生、科學家、管理者和決策者的意見，結果和提交給參議院的意見大相徑庭。衛生部前次長菲利普·李（PhilipLee）抱怨說：“癌症並不是一座隻等著被緊急行動肅清的孤島。它和登月的雙子座計劃或阿波羅計劃不能相提並論，後者主要在於動員資金、人力和設施，把我們已經擁有的科學知識整合在一起，放入一個壯麗的大筐就可以了”。阿波羅計劃和曼哈頓計劃，這兩種推動目前抗癌戰爭的模式，都是站在悠久深厚的科學發現（原子物理、流體力學、熱力學）的肩膀之上的技術成果。相比之下，人們甚至對細胞惡化的過程也缺乏粗略的了解。哥倫比亞大學癌症科學家施皮格爾曼（SolSpiegelman）借用拉斯克派最喜歡的比喻指出：“這個時候全力以赴，就好比在還不知道萬有引力定律的情況下就試圖登陸月球。”DNA結構的發現者詹姆斯·沃森也對參議院法案進行了口頭抨擊：“做‘相關’研究並不一定是做‘好’研究。”他後來寫道：“特別是我們不能指望僥幸……與之相反，我們將目睹出於良好意願的平庸大肆膨脹。”
其他人則質疑對某一特定的疾病開展針對性的研究會不可避免地削弱與其他領域研究之間自然而然的協同效應，迫使癌症研究人員陷入閉門造車式的思考。國家衛生研究院的一位管理者抱怨說：“簡而言之，該法案指出所有國家衛生研究院下屬的機構都是平等的，但國家癌症研究所比其他機構更平等。”還有人則認為，戰爭的比喻將不可避免地分散注意力。這將助長華而不實的想法和希望，而失望將是災難性的。“我擔心癌症研究的前途會荊棘密布。”著名的科技期刊編輯歐文·佩奇（IrvinePage）寫道，“人們已經對他們的停滯不前失去了耐心。當人們看到通過係統分析、定向研究和協調工作取得月球漫步這樣的偉大成就的時候，他們就會欣然把相同的想法套到征服癌症上。”如果癌症項目停滯或失敗，這種泡沫將不可避免地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