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尼克鬆的耐心已到達極限。1972年的選舉迫在眉睫。這一年的早些時候,《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Tribune)評論員鮑勃·威德裏奇(BobWiedrich)已經對此下了賭注:“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鬆……如果可以實現兩大目標——結束越南戰爭和打敗肆虐的癌症,他將作為林肯式的偉人被載入國家史冊,因為他的貢獻將超過把人送上月球。”
結束越南戰爭還遙遙無期,但發起抗癌戰役似乎就容易得多了。因此,尼克鬆很願意促使國會通過癌症法案——任何癌症法案。1971年秋季,一向足智多謀的施密特去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拜訪尼克鬆(部分用意是提出一項妥協)。尼克鬆讓施密特放心,他保證會蒙混過關,或者用強力手段獲得通過:“不要擔心,我會處理好的。”
1971年11月,來自佛羅裏達州的民主黨眾議員保羅·羅傑斯(PaulRogers)精雕細琢了一項妥協性癌症法案。羅傑斯的法案符合拉斯克派的願景,提出了大量增加癌症研究的預算。但該法案與肯尼迪-賈維茨法案不同的是,它提出了嚴格限製國家癌症研究所的自主權,不設立“癌症研究的NASA”。但考慮到經費的大量增加、集中的聯邦指導,以及由此引發的希望與能量的此起彼伏,發出“抗癌戰爭”的豪言壯語仍然是恰如其分的。為此,拉斯克派、他們的批評者以及尼克鬆,都可以皆大歡喜。
1971年12月,眾議院終於表決通過了羅傑斯法案的修訂版。表決結果幾乎是全部同意:350票讚成,僅5票反對。一個星期後,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解決了法案中的細微差異,最終,這項立法被送交總統簽署。
1971年12月23日,一個冷風嗖嗖的下午,尼克鬆在白宮舉行了一個小型儀式,簽署了《國家癌症法案》。國宴廳的大門敞開著,總統本人坐在一張小木桌旁,攝影師在桌子周圍調試設備。尼克鬆俯身,嫻熟地簽署了法案。他把簽字筆作為禮物送給了顧問委員會主席本諾·施密特。瑪麗·拉斯克坐在椅子上,容光煥發。法伯刻意沒有參加。
對於拉斯克派來說,這是一個苦樂參半的日子。授權給癌症研究的經費源源不斷:1972年,4億美元;1973年,5億美元;1974年,6億美元(接下來的三年總額達15億美元),這是一項巨大的成就。如果像瑪麗·拉斯克經常說的那樣,經費曾是一種“冰凍的能源”,那麼現在,他們終於支起了高能鍋,可以全力開火熬製了。
但該法案的通過也麵臨現實的檢驗。絕大多數科學家(谘詢委員會以外的科學家)認為,對癌症的進攻還為之過早。瑪麗·拉斯克對最後的結果提出了尖刻的批評。她告訴記者,“在參議院的新法案中,沒有一點有用的東西,沒有一點內涵”。
這種戰敗的羞辱使拉斯克和西德尼·法伯在眾議院投票後不久,就退出了抗癌政壇。法伯回到波士頓,讓自己受傷的心靈慢慢平複。拉斯克退休,遷居到她位於紐約比克曼廣場博物館般的公寓——一棟白色的房子,裏麵擺滿了白色的家具。盡管她把自己努力的重點從癌症轉向了城市美化工程,但她依舊在國會積極地推動與健康有關的立法,並每年為在醫學和生物科學領域獲得重大突破的研究人員頒授拉斯克獎。然而,她過去20年為打響抗癌之戰而奔走呼籲時所表現出的倔強逼人的活力,她那能夠打動聯邦機構消滅一切阻力的幾近沸騰的熱情,已慢慢消退。1974年4月,一位年輕的記者曾采訪拉斯克關於在紐約種鬱金香的計劃。采訪結束時,記者問拉斯克對自己能力的看法,提出:難道她不是這個國家最強大的女性之一嗎?拉斯克打斷了記者的話:“強大?我不知道。不,如果我真的很強大,我應該已經完成了更多的事。”
科學家也退出了抗癌戰爭,部分原因是他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貢獻出來。戰爭意味著:工具、武器、軍隊、目標,甚至戰略,都已經準備就緒。而科學則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被推到了戰鬥的邊緣。大規模、高投入的細胞殺傷性藥物組合的臨床試驗是當務之急。尋求普遍病因和普遍療法的努力得到高額資助(對癌症病毒的研究位列其中)。1970年,法伯曾向美國國會宣布:“我們將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對癌症問題展開全麵撒網。”現在的情況是:法伯的軍隊“踏上了征途”,雖然他和瑪麗·拉斯克已經各自脫離了前線。
這是一部畸形的法案,明顯想討好各個方麵,但卻無法滿足任何一方。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拉斯克派、科學家、遊說者、管理者和政治家,都各自基於自己的原因,認為法案做得太少了,或者做得太過了。其中最不祥的評估來自《芝加哥論壇報》的社論:“急促而就的計劃產生的唯一結果就是崩潰。”
1973年3月30日傍晚,表示最高急救的電子鳴叫聲響徹了吉米基金大廈,它穿透了兒童診所的大門,掠過牆壁上的卡通肖像和躺在白色床單上正在輸液的孩子們,直通法伯曾經實習過的布裏格姆婦女醫院。在某種意義上,這急救鈴聲回顧了法伯先生的人生軌跡。
一群醫生護士身著手術服跑向樓梯。路程比平時長了一點,因為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是醫院的頂層,八樓。在有著高大通風窗的房間裏,他們發現法伯臉朝下趴在桌子上,已死於心髒驟停。在臨終前的幾個小時,法伯還在討論吉米基金的未來和抗癌戰爭的方向。他的論文整齊地排列在周圍的書架上,從他論述屍檢的第一本書到最近發表的一篇關於白血病治療進展的文章。巧的是,文章這周才剛剛送到他的手裏——這周剛剛到達。
唁電從世界各地如雪片般飛來。瑪麗·拉斯克的唁電可能是最簡潔、最衷心的,因為她失去的不隻是一位朋友也是自己的一部分。她寫道,“絕對的,世界永遠不一樣了。”
我在達納-法伯癌症研究所的研究員辦公室打電話給卡拉·裏德。這裏和法伯去世的辦公室隻隔著一條街道,距離僅有幾百米。那是2005年8月,波士頓的一個溫暖、悶熱的早晨。一個孩子接起電話,然後讓我等一下。通過聽筒,我能感到她家裏忙碌的情景:鍋碗瓢盆、門鈴、鬧鍾、收音機在高聲播送早間新聞。卡拉拿起了話筒,認出是我的聲音之後,她的聲音突然變得緊張起來。
“我有消息要告訴你”,我趕緊說,“好消息。”
她的骨髓檢查結果剛剛出來。在骨細胞和脂肪細胞之間的骨髓腔裏,散布著正在重新生成的正常血細胞的淋巴結,這是骨髓再生、恢複其空間的跡象。到處都看不到白血病細胞,在顯微鏡下,曾一度被癌症奪去的空間正在慢慢地恢複正常。這是我們許多裏程碑中的第一座,這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時刻。
我說:“恭喜你,卡拉,你的病情完全緩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