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政府對於科學的態度恰如其分。沒有諸多可見的意圖，但是非常嚴肅，僅僅十年多一點的時間裏，科學就被提升到一個非同凡響的國家政策層麵；現在地位有了，但我們卻不確定該怎麼做。
——威廉姆·克裏（WilliamCarey），1963年
聖誕老人“尼克鬆”最近給了我們什麼？
——《紐約時報》，（NewYorkTimes）1971年
1969年12月9日，一個寒冷的周日上午，《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幅整版廣告：
尼克鬆先生：
您能治愈癌症。
如果在天堂能聽到禱告聲，那麼聽到最多的就是：
“親愛的上帝，求你了。不要是癌症。”
但是，僅去年就有超過31.8萬美國人死於癌症。
今年，總統先生，您掌控著開啟終結這個詛咒的權利。
當您被預算痛苦折磨時，我們請求您記起那31.8萬美國人的痛苦，還有他們家人的痛苦。
……我們冀求更好的前景，更合理的資金分配，以拯救每年那幾十萬條生命。
……美國癌症協會的前任主席，西德尼·法伯醫生相信：“我們離治愈癌症咫尺之遙。我們缺少的隻是那種把人類送上月球的意誌、經費和全麵計劃。”
……總統先生，如果您讓我們失望，那您會看到：
現在活著的美國人中有1/6，也就是3400萬人會死於癌症，除非找到新的癌症療法，否則，還有1/4，也就是5100萬美國人會在將來患上癌症。
我們再也承受不起了。
和這些文字搭配在一起的，是一幅極具震撼力的圖片。一堆癌症細胞任意地聚集成團，從報紙底部貫穿全版。這些細胞有些從團塊上剝落，形成轉移性的小顆粒，在文字間四處噴灑。癌症（cancer）中的字母“e”和“r”被這些細胞吞沒了，就像乳腺癌把骨骼穿透一般。
這張圖片觸目驚心，令人難忘。細胞力透紙背，幾乎狂躁地到處翻滾。它們以催眠般的力量分裂著；它們在人們的想象中轉移著。這是癌症的本來麵目——赤裸、慘然而誇張。
《紐約時報》的廣告，標示出癌症史上一個開創性的十字路口。在它的影響下，癌症終於從朦朧的醫學內部走進公眾的視線，成為全美和國際矚目的疾病。這個時代不再悄悄地討論癌症。癌症出現在報刊、書籍、劇院和電影中：1971年《紐約時報》有450篇文章中提到癌症；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的《癌症樓》一書中，描述了前蘇聯的一家癌症醫院的情景；1970年的電影《愛情故事》（LoveStory）演繹了一位死於白血病的24歲女孩；1973年的電影《戰鼓輕敲》（BangtheDrumSlowly）表現了一位被診出霍奇金病的棒球手的故事；《布萊恩之歌》（Brian薷sSong）則講述了死於睾丸癌的芝加哥熊隊明星布萊恩·比克（BrianPiccolo）的故事。報紙雜誌的專欄和讀者來信盡是關於癌症的話題。一位男子寫信給《華爾街日報》，描述他兒子被診出癌症時，全家如何“陷入麻木的痛苦”。一位病人做完乳房切除術後寫道：“癌症改變了你的生活，改變了你的習慣……一切都被放大了。”
回溯往事，在那種放大中還有一種深層的共鳴——仿佛癌症已經擊中了民眾靈魂中震顫的焦慮。一種疾病如此強力地潛入一個時代的想象力，往往是因為它觸動了那種想象力中潛在的焦慮。20世紀80年代，艾滋病（AIDS）如此大規模地出現，某種程度上是因為這是一個被性和自由困擾的時代；在西方國家原本就為全球主義和社會接觸傳染憂心忡忡之時，傳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一時間又掀起了對於全球擴散傳播的恐慌。每一個時代都將疾病投射在自己的想象中。社會就像身心枯竭的危重病人一樣，把醫學的苦難匹配給心理的危機；當一種疾病觸碰到這樣一個內部和弦時，往往是因為這種共鳴早就在震顫了。
癌症也是如此。正如作家、哲學家勒娜特·莎樂克（RenataSalecl）所描述：20世紀70年代“對於這個恐怖對象的認知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轉變”，一次由外轉內的進程。50年代，在冷戰的困境之中，美國人全神貫注於來自外部毀滅的恐懼：原子彈和核彈頭、水庫中的毒水、共產主義軍隊，還有來自外太空的入侵者。社會的威脅被認為是外部的。作為流行文化中焦慮的溫度計，恐怖電影刻畫了外星人入侵、腦部寄生蟲和盜墓偷屍的劇情：比如《它來自外太空》（ItCamefromOuterSpace）或《X星來客》（TheManfromPlanetX）。
到了70年代早期，焦慮的所在之處就像莎克樂的“恐怖的物體”一樣，戲劇性地由外部轉向了內部。腐爛、恐怖，生物衰變和與之相伴的精神衰退，如今重新回到了社會本體的內部，引申開來，是回到了人類的體內。美國社會仍處於驚慌中，但這一次，這種恐懼來自內部。恐怖電影的名字就反映了這種轉變，比如《驅魔人》（TheExorcist）、《毛骨悚然》（TheyCamefromWithin）。
癌症正是這種內部恐懼的典型。它是從內部出現的終極敵人——一個橫行霸道的細胞，從人的身體中爬出來，從內部占據了整個身體，這是一個體內的“異形”（alien）。一位專欄作家寫道：“原子彈”（theBigBomb）被“癌症”（theBigC）代替了。
“我成長在20世紀50年代，那是原子彈的時代。炸彈屬於戰爭時期出生的那一代孩子……但我們的恐懼變幻無常。似乎，在沒有任何原因的情況下，我們丟掉了核彈恐懼症。現在，癌症代替這種恐懼襲擊了人類。我認識的孩童們似乎認為，死亡並不是來自於原子彈的一聲轟響，而是來自腫瘤……癌症成為人類的困擾，他們感覺災難可能不是由有目的的公共政策引起的，可能是由一種意外、隨機的疏忽造成的。”
這些隱喻的變遷比拉斯克派想象得更加強大、更加普遍而且更有影響力。《時代》周刊的廣告表現了權力的一種戰略調整。拉斯克派代表“幾百萬美國人”致信總統，完成了一次出色的戰略性回轉。過去，他們曾請求國家為癌症撥款。現在，他們請求國家發起一次更加協調的對癌攻擊。此時，他們發現在公眾的想象中，自己已經被賦予了很大的權力。癌症治療成為美國夢的一部分。一位觀察家告訴曆史學家詹姆斯·帕特森（JamesPatterson）：“反對花費巨資抗擊癌症”，就是“反對母親、反對蘋果派、反對國旗”。在美國，即使對於總統來說，這三樣也是難以忽略的“三巨頭政治”。
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鬆總統缺乏耐心，但精力充沛、目標明確，因此他自然偏愛急切、積極、目標明確的計劃。科學這種對於費解的真理的開放式探索讓他困惑。尼克鬆經常抱怨，科學家對於科學管理“什麼都他媽的不懂”。他也不是很讚同對於科學經費的無限製投入。科學家被政府增加的大筆經費養肥了，這些人已經變得自大又狹隘（常常被尼克鬆政府稱為“書呆子”或者“混蛋”）。尼克鬆希望他們“好自為之”。
尼克鬆所說的“好自為之”意味著把科學的控製權從學術界的“書呆子”手中奪回來，交給科學官僚的新領導者，也就是能把紀律和責任帶進科學的科研管理者。尼克鬆更換了科學顧問——加州理工學院博學、老派的原子物理學家李·杜布裏奇（LeeDuBridge）被換成來自貝爾研究實驗室衝動、急性子、工程師出身的管理者艾德·大衛（EdDavid），這次更換主帥是對科學界發出的一個“請好自為之”的信號。大衛是第一位出身工業實驗室，並且與大學沒有關係的總統科學顧問。他的使命是使科學研究有效進行、重新定位，讓它為明確的國家目標服務。科學家需要的，也是公眾需要的，並不是一個（範內瓦·布什所說的）“永無止境的前沿”，而是一個有實際領域和明確目標的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