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正如李敏求在治療絨毛癌時所發現的，也許化療不應僅持續幾周或幾個月，像弗雷和弗雷瑞克做的那樣，而應該堅持一個月又一個月，持續到兩年，甚至三年。
從這些指導原則中產生出的治療方案，正像平克爾的一位同事描述的那樣，是“一次全麵戰鬥”。首先，快速、連續地施用標準的抗白血病藥物；然後，在確定的時間間隔下，將甲氨蝶呤通過脊髓穿刺注入脊髓；用高劑量的X射線照射大腦；之後，化療由更高劑量的藥物和交替的間隔期進行鞏固，“使用最大耐受的劑量”。患者往往還需要抗生素和輸血，通常連續進行幾周。長達兩年半的療程中涉及多次輻射照射、大量驗血、幾十次脊髓穿刺、多次靜脈注射藥物——這是如此精確、高要求的策略，單單是為了正確地調整劑量和進行監測，都勢必要犧牲幾個病人才有可能做到。因此，有期刊拒絕刊出報道。即使在聖猶大醫院，這種療法也被認為毒性太強，年長的研究員了解其中的風險，不願意冒險。因此，這個試驗在平克爾的監督下，被分配給了相對年輕的內科醫師。平克爾稱其為“全麵治療”。
作為研究醫師，我們稱其為“全麵地獄”。
2004年夏天，卡拉·裏德走進了這樣的地獄。化療放療接連不斷，黑色浪潮一波接一波。她有幾天在晚上溜回家（孩子們已經睡了，丈夫等她回來吃晚飯），第二天一早再回到醫院。她失眠、掉發、沒胃口，之後她失去了更重要的、無法形容的東西——她的心氣兒、她的動力、她的意誌。她如行屍走肉般在醫院四處徘徊，拖著小小的步伐從輸液室的藍色塑料椅走到中間走廊的飲水機，然後挪著相同的步子走回椅子。她回憶道：“放療簡直是最後一根稻草。我像屍體一樣，一動不動躺在診療台上，臉上帶著麵罩，我常常懷疑自己是不是還能醒過來。”就連在卡拉治療的第一個月裏定期來波士頓看望她的母親，在回到佛羅裏達的家時也眼睛通紅，筋疲力盡。
卡拉更深地縮回自己的世界裏。她的憂鬱固化為某種堅硬的甲殼，而她本能地鑽了進去，把一切都關在了外麵。她失去了朋友。在她剛開始看病的那幾次，我注意到她常常帶著一位快樂的年輕女性作為同伴。某天早上，我注意到那位朋友不見了。
我問道：“今天沒有伴兒？”
卡拉扭過臉，聳聳肩。“我們吵架了。”她的嗓音有些無情和呆板，“她想被需要，我不能滿足她的那種需要。現在不行。”
我尷尬不已，很同情那位走掉的朋友。作為卡拉的醫生，我也同樣需要被需要，需要得到承認，至少作為她戰鬥外圍的參與者而被承認。但卡拉沒有任何情感的能量來幫自己康複，當然更無餘力去滿足別人的需要。對她來說，同白血病的抗爭已經變得非常私密、深入內心；我們這些在外圍的其他人，都是幽靈般的旁觀者：是在她頭腦外徘徊的僵屍。她來就診，都是以尷尬的沉默開始和結束。早上，她穿過醫院進行另一次骨髓活檢，盡管冬日的陽光散射在房間裏，但我仍感到一絲寒意，一種接近同情但並非同情的沉重感。
檢查，一項接著一項。卡拉的療程已經持續了7個月，她一共來診所66次，接受了58次血檢、7次骨髓穿刺、幾次骨髓活檢。一位曾擔任護士的作家把這種典型的“全麵治療”過程，按照患者涉及的檢查如此描述下來：“從他確診開始，埃裏克的病持續了628天。其中1/4的時間，他不是躺在醫院床上就是在看醫生。他進行了超過800次血檢，很多次的脊髓和骨髓穿刺，30次X射線，120次生化檢查，輸血超過200次。他的治療中涉及至少20位醫生，包括血液學家、胸腔醫學家、神經病學家、外科醫生、專科醫生等，還不包括心理醫生和幾十位護士。”
平克爾及其小組是如何在孟菲斯說服四到六歲的孩子完成這個治療程序的，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做到了。1968年7月，聖猶大小組發表了最早的完全療法的迭代治療結果的初始數據。（平克爾小組在1968年至1979年間連續進行了8次試驗，每次都對療法做出了修改。）這次早期的試驗，不過是一家醫院對單組病人小型的非隨機性嚐試。但是忽略所有這些附加說明，結果仍是令人振奮的。孟菲斯小組總共治療了31位患者。他們中27名得到了完全緩解。複發中位時間（即在確診與複發之間的時間，用於衡量療效）延長到近5年，這是大多數法伯最早期患者最長緩解期的20倍。
但最重要的是，有13位病人（大約是原有病人的三分之一），再也沒有複發過。他們停止化療後，仍然活了下來。孩子們月複一月地回診所複查。最長的緩解時間已經到了六年，是那個孩子生命的一半。
1979年，平克爾小組重訪了用全麵療法醫治了幾年的整組患者。在八次相繼的試驗中，總共有278名患者完成療程，停止了化療。其中，約1/5的人複發了。任何人都能看出來，剩下的八成患者，在化療後仍未複發，也就是說“治愈了”。平克爾在一篇評論文章中寫道：“兒童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不能再被認為是不可治愈的了。我們不能再接受以緩解為目標的治療方案。”
當然，他是在寫給未來，但在一種更神秘的意味上，他也是在寫給過去，寫給那些曾深深懷疑白血病治療，以及曾與法伯爭論要讓這些孩子“在平靜中死去”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