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早期，在加利福尼亞一次雞尾酒會上，斯坦福大學的一位放射學教授，亨利·卡普蘭（HenryKaplan）偶然聽到一個要建直線加速器的計劃，供斯坦福的物理學家使用。直線加速器是X射線管發展到極端的形式。像傳統的X射線管一樣，直線加速器也把電子對準目標發射，產生高強度的X射線。然而，與傳統X射線管不同的是，直線加速器向電子灌輸了大量的能量，使他們在撞擊金屬表麵之前，就擁有極快的速度。它產生的X射線具有極強的穿透性，強到不僅能穿過組織，還能使細胞灼傷死亡。
卡普蘭曾在國家癌症研究所接受訓練，在那裏學習了用X射線治療動物的白血病，但他的興趣漸漸轉向人類的實體瘤——肺癌、乳腺癌、淋巴瘤。他知道，固態癌症可以用射線進行治療，但癌症的外表麵如同它的名字源於螃蟹的外殼一樣，先要深入地穿透它，才能殺死癌細胞。直線加速器所產生的這種尖銳、密集、刀刃一樣的射線，也許能讓他達到深埋在組織裏的腫瘤細胞。1953年，他說服斯坦福的一個物理學家和工程師小組，為醫院量身定做了一台直線加速器。1956年，這台加速器被安裝在舊金山的一座拱頂倉庫裏。卡普蘭從附近汽車修理廠借來起重機，親自穿梭在菲爾莫街和傳教山莊之間的車流中，把加速器的巨大防護鉛塊運回倉庫。
卡普蘭現在可以透過鉛塊上麵的一個小針孔，直接指揮微小、定量的強力X射線——成百萬電子伏的能量集中爆發，能撕裂、殺死任何癌細胞。但是，要選擇哪種形式的癌症作為目標呢？如果說卡普蘭曾在國家癌症研究所學到過什麼的話，那就是隻要關注一種疾病，就能進入整個疾病的宇宙中。卡普蘭在他的目標中所尋覓的特性，是相當明確的。由於直線加速器隻能把殺滅光線聚焦在局部，那麼它的目標就應該是一種局部癌症，而不是係統性癌症。白血病不在考慮之列。乳腺癌和肺癌都是重要的目標，但二者都是不可預測的、易變的疾病，有著神秘且係統的擴散傾向。卡普蘭一雙慧眼，很快掃過惡性腫瘤的世界，最終把目光停留在最自然的目標上——霍奇金病。
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前高級臨床醫生喬治·卡尼洛斯（GeorgeCanellos）靠在椅子上，對我說：“亨利·卡普蘭就是霍奇金病。”當時，我們坐在他的辦公室裏，他在一堆手稿、論文、文獻、書籍、目錄和報告中到處翻找，從他的檔案中抽出卡普蘭的照片。照片中的卡普蘭戴著蝴蝶領結，在國家癌症研究所盯著幾打論文；另一張照片上他穿著白色外套，站在斯坦福的直線加速器旁，離他鼻子幾英寸的地方就是500萬伏的加速器探針。
卡普蘭並不是第一位用X射線治療霍奇金病的醫生，但他肯定是最堅持、最有係統性和最專注的醫生。20世紀30年代中期，瑞士放射學家雷內·吉爾伯特（ReneGilbert）展示了放射能有效、神奇地消滅霍奇金病的腫脹淋巴結。但吉爾伯特的病人們在治療後都會複發，而且常發生在緊鄰放射區域的淋巴結裏。多倫多總醫院（TorontoGeneralHospital）的一位加拿大外科醫生威拉·彼得斯（VeraPeters）進一步深入吉爾伯特的研究，再擴大放射範圍，讓X射線不僅照射一個腫起的淋巴結，而是整個區域的淋巴結。彼得斯管這個策略叫“擴大野放療”。1958年彼得斯在分析她治療的一組病人的時候，觀察到擴大野放療能顯著增加霍奇金病早期患者的長期生存率。然而彼得斯的數據是基於對以前被治療病人的曆史分析回顧而來的。曆史上的序列會使結果偏倚，原因是醫生對病人療法的高度選擇性，還有他們隻計算做過的最好的結果，所以彼得斯需要更嚴格的醫學實驗，一次隨機臨床試驗。
除了彼得斯，卡普蘭也意識到擴大野放療能減少複發，提高生存率，甚至也許能治愈早期的霍奇金病。但他缺少正式論據。1962年，亨利·卡普蘭受到一位學生的質疑，遂著手證明自己的觀點。
卡普蘭設計的試驗，迄今仍高居經典實驗之列。在第一套叫作“L1”的試驗中，他分配了同樣數量的病人到“擴大野放療”和局限的“相關野放療”，並繪製了未複發存活曲線。答案非常明確。擴大野放療，也被另一位醫生描述為“細致的放射療法”，大大降低了霍奇金病的複發率。
但卡普蘭知道，複發率降低並不等於治愈。因此他更加深入地進行研究。兩年後，斯坦福小組開始進行更大規模的放射，包括主動脈周圍的淋巴結。主動脈是從心髒通出的粗大弓形血管。在這裏，他們引入了一種創新的方法，後來證明對他們的成功起到了關鍵作用。卡普蘭知道，隻有那些患有局部霍奇金病的病人，才可能從放射療法中獲益。而為了真實檢驗放療的效果，卡普蘭意識到，他可能需要一組嚴格限製的病人——病人的霍奇金病必須隻涉及幾個相鄰的淋巴結。為了排除淋巴瘤體內散布更廣泛的病人，卡普蘭設計了一套強效的係統測試，對病人的疾病進行分期，包括驗血、詳細的臨床檢查、一個叫作淋巴管造影術的檢查程序（是一種專門為淋巴結進行CT造影技術的原始祖先），還有骨髓活檢。即便如此，卡普蘭仍不滿意：他更加小心地開始進行探索性腹部手術，以及內部淋巴結活檢，來確定隻有限製在局部患病的病人才能加入他的試驗。
放射線的劑量現在高得驚人。結果也同樣令人滿意。卡普蘭甚至記錄到了更長的生存期，已經延伸到了幾十個月，然後是幾十年。當第一批病人活過五年後，他開始揣測，或許有些人已經被擴大野放療治愈了。最終，卡普蘭的試驗方法從舊金山的倉庫走進了主流的臨床世界。
但是，霍爾斯特德不就是前車之鑒嗎？難道放射手術不會陷入同樣的邏輯嗎？即開拓越來越大範圍的治療，但病情每況愈下？為什麼別人失敗的地方，卡普蘭能成功呢？
首先，因為卡普蘭是對疾病早期的病人施用仔細、嚴格的放射治療。並且在實施放射治療之前，殫精竭慮地給病人分類。通過嚴格限定治療的病人，卡普蘭顯著地提高了成功概率。
第二，他的成功，是因為他選對了目標。霍奇金病，在很大程度上講是一種局部疾病。1968年，《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的一位評論員曾做出令人銘記的評論：“在所有嚐試治愈霍奇金病的努力中，最基本的一點是認為這些病例中，相當大一部分都是局部性的。”卡普蘭極度嚴謹地處理霍奇金病本質性的生物學特征。如果霍奇金病的淋巴瘤在體內運動得更加隨意，以及如果擴散的神秘區域更加常見的話（比如幾種乳腺癌），那麼卡普蘭這種劃分的策略即使附以不厭其煩的詳細檢查，也會從根本上注定失敗。卡普蘭並沒有試圖調整疾病去吻合藥物，他學會了讓藥物去適和正確的疾病。
一絲不苟地把某一特別療法匹配於有固定形式和具體分期的癌症，這一簡單原則最終會在癌症治療中得到其應有的評價。卡普蘭意識到，早期、局部的癌症往往與廣泛擴散的轉移性癌症有內在的不同；即使同一類型的癌症也是如此。霍奇金病的近百個病例雖然在病理學上被劃分為一個整體，卻是近百種擁有共同主題的不同的變異體。癌症擁有狂暴的性情、個性和行為。生物學上的異質，要求治療方法的不同；同樣的治療不能任意施加於所有病例。即使卡普蘭在1963年就徹底明白了這一點，並把它作為治療霍奇金病的原則，那一代腫瘤學家仍要花上幾十年的時間，才明白同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