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60年代，需要相當大的勇氣才能成為一名化療師，也必須有勇氣相信癌症最終會被藥物擊敗。
——文森特·德威塔（VincentDeVita）
國家癌症研究所研究員（後任所長）
2004年2月一個寒冷的早上，24歲的運動員本·爾曼（BenOrman）發現自己頸部有一個腫塊。他當時正在公寓裏看報紙，當他的手無意滑過臉的時候，在頸部摸到一個小腫包。腫塊大約有一個葡萄幹大小。如果使勁吸氣，它就縮進胸腔。他沒介意，心想不過是一個腫塊而已，運動員對腫塊早已習以為常——胼胝、膝蓋腫脹、瘡、隆起、擦傷經常在無意間發生。他繼續讀報紙，腦海中的疑慮消失得無影無蹤。不管那腫塊是什麼，到時候總會消失的。
但是，腫塊沒有消失，反而長大了，一開始不易察覺，之後越來越明顯，一個月之內從葡萄幹大小長到了話梅大小。他能感覺到它在鎖骨的淺窩那裏。爾曼擔心地來到醫院的無預約診所，分診護士在她的記錄上潦草地寫上“頸部腫塊”，在句末加了一個問號。
隨著那句話，爾曼走進了陌生的腫瘤學世界，就像他的腫塊那樣，被古怪又空洞的癌症世界吞噬。醫院的門在他身後開了又關，身穿藍色消毒衣的醫生撩起簾子走進來，用她的手在他的頸部上上下下摸了個遍。他很快做了一連串驗血和X射線檢查，之後是CT掃描和其他檢查。掃描顯示，他頸部的腫塊僅僅是更大腫塊的冰山一角。在外麵的腫塊下麵，一連串的腫塊從他的脖子一直延伸到胸部，在胸骨後麵聚集成一個拳頭大小的腫瘤。正如醫學生學到的一首可怕的癌症順口溜一樣，位於前胸的腫塊，分別以T開頭的四種病：甲狀腺癌（thyroidcancer）、胸腺癌（thymoma）、畸胎瘤（teratoma）和惡性淋巴瘤（terriblelymphoma）。根據年齡以及腫塊暗淡致密的外形來判斷，爾曼的症狀幾乎肯定是其中最後一種了——淋巴瘤，淋巴結的癌症。
在爾曼來看病不到兩個月後，我見到了他。他當時正坐在候診室，讀著一本書（他癡迷的樣子，像運動員一樣，幾乎是競技一般地閱讀，常常一周就讀完一本）。自他看急診之後的八周內，他已經做了一次PET掃描、看了一位外科醫生、進行了一次頸部腫塊活檢。正如預料，腫塊是淋巴瘤，是一種少見的淋巴瘤變異體，叫作霍奇金病（Hodgkin’sdisease）。
之後有了更多的消息：掃描顯示，爾曼的癌症完全限於上半身的一側。他沒有產生任何一種偶爾會伴隨霍奇金病出現的可怕症狀，如體重下降、發熱、寒戰或盜汗。在一個從I到IV的分期係統中（後麵加上A或者B表示是否伴有神秘的症狀），他被歸在病程中相對早期的階段——IIA級。這是一個殘酷的消息，但是那天早上在候診室進進出出的所有病人當中，這種病情的預後卻可能是最好的。在強化療程後，他有很大的機會（高達85%的可能）被治愈。
我告訴他：“強化療程，我是指幾個月，甚至可能會延長到半年。會以周期方式給藥，在中間我們可能還得檢查血細胞計數。”每三周，爾曼的血液細胞數量剛剛恢複的時候，就要從頭開始一整輪的循環，永無止境的化療。
他會從第一輪療程開始脫發。幾乎可以肯定他永遠不能生育了。可能在白細胞數減少到接近零的時候，會產生危及生命的感染。最不幸的是，化學藥物可能會在未來導致第二次癌症。他點點頭。我看著這些圖景在他的腦中快速擴散，直到達到了最大影響。
我滿懷歉意、結結巴巴地抓了一個比喻：“這將是一場拉鋸戰，一次馬拉鬆。但我們會跑到終點的。”
他再一次沉默地點頭，好像已經明白了。
一個周三的早上，在我和爾曼見麵不久後，我乘公交車橫穿過波士頓，到達納-法伯癌症研究所去見我的病人。我們大多把這家研究所簡稱為“法伯所”。西德尼·法伯活著的時候聲名遠揚，死後更備受尊崇：以他命名的“法伯所”現在是一座巨大的16層混凝土迷宮，裏麵塞滿了科學家和內科醫生，是一家綜合的實驗室，兼診所、藥房、化療機構。它有2934名員工，數十間會議室，大量實驗室，一間洗衣房，四部電梯以及許多圖書室。原來地下的實驗室早已被周圍偉岸的建築物群所淹沒。“法伯所”像一座巨大的精雕細琢的中世紀聖殿，永久地獲得了它的神聖地位。
你一走進新樓，就會看到門廳裏法伯的油畫像，帶著他典型的半憂鬱、半微笑的表情注視你。樓裏四處都記錄著他的點點滴滴。通往研究人員辦公室的走廊裏，仍然懸掛著他曾為吉米基金會定製的卡通“肖像畫”：白雪公主、匹諾曹、小蟋蟀、小飛象。我們用來進行活檢的骨髓針，看上去像來自另一個時代的產物；可能它們曾在50年前被法伯或他的某個研究生磨礪過。漫步在這些實驗室和診室，往往會讓人覺得隨時會闖進癌症的曆史。一天早上，我果然就碰到了：在趕電梯的時候，我猛地撞上了一位坐著輪椅的老人，我起初以為他是病人。但後來發現他就是湯姆·弗雷，這裏的榮譽教授，正打算去16層他的辦公室。
那天早上我的病人是一位76歲的婦女，叫作比阿特麗斯·索倫森（BeatriceSorenson）。她喜歡別人叫她碧（Bea），總讓我想起在自然史教科書上讀到的那些能承擔自身十倍體重的負載或跳躍到自身五倍高度的小昆蟲或小動物。她小得不可思議：體重大約29公斤，身高135厘米左右，骨架精細，容貌好似小鳥，整體看起來像是冬天的一根小樹枝。然而，與她嬌小的外形不同，她個性堅強，輕盈的身體與強悍的靈魂互相平衡。她曾參加過海軍，在兩次戰爭中服役。即使我在高高的檢驗台上，麵對她依然感到敬畏與謙卑，好像她在精神上俯視著我。
索倫森患有胰腺癌。2003年夏末，腫瘤被偶然發現，當時她腹痛腹瀉，做了CT掃描，發現胰腺末端有一個四厘米大小的固態結節。（現在想想，腹瀉可能與之無關。）一位勇敢的醫生曾嚐試切除手術，但切除的邊緣仍存在一些腫瘤細胞。即使在腫瘤學這個本身就悲哀的學科中，這個沒有被根除的胰腺癌，也被認為是悲哀中的悲哀。
索倫森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一開始就告訴我：“我想與它抗爭到底。”我們努力抗爭，整個初秋，我們用輻射轟擊她的胰腺，殺死腫瘤細胞，然後用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進行化療。在整個療程中，腫瘤細胞一直在長。冬天，我們轉而開始使用一種叫作“吉西他濱”（gemcitabine）又叫“健擇”（Gemzar）的新藥。腫瘤細胞不但對新藥沒什麼反應，反而是在愚弄我們似的，進而向肝髒轉移，讓索倫森很痛苦。有時，我們幹脆覺得不用任何藥物也許會更好。
索倫森那天早上來到診所，想看看我們是否能提供些其他建議。她穿著白色短褲和白色襯衫，薄紙般的皮膚上滿是幹紋。她可能哭過，但她的臉像密碼一樣，令我無法解讀。
她的丈夫請求道：“她什麼都能試，任何方法都行，她比看上去強壯多了。”
但不論她有多麼堅強，已經沒有別的辦法能嚐試了。我低頭看著自己的腳，無法麵對這個明顯的問題。主治醫生坐在椅子上不安地動來動去。
比阿特麗斯最終打破了尷尬的沉默。她聳聳肩，茫然地看著我們：“很抱歉，我知道我們已經到了終點。”
我們難為情地低頭不語。我猜這並不是第一次由病人來安慰無計可施的醫生。
分別在兩個上午，我們看到了兩個腫塊。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癌症化身：一種幾乎肯定能治愈，而另一種必然走向死亡。在希波克拉底天真地創造了包羅萬象的術語“karkinos”近2500年之後，現代腫瘤學對癌症的分類並沒有進步多少。爾曼的淋巴瘤和索倫森的胰腺癌，當然都屬於“癌症”，都是細胞的惡性增殖。但這兩種病的病程軌跡和“人格”實在是大相徑庭。即使用同一個名字“癌症”來稱呼它們，都感覺像是犯了某種醫學上的時代錯誤，就好比在中世紀，人們習慣使用“apoplexy”形容任何形式的中風、出血或癲癇。我們像希波克拉底一樣，天真地把腫脹的東西都歸為腫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