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是這樣一群人，對他們開的藥所知不多，對它治療的疾病知之更少，而對用藥的人更是一無所知。
——伏爾泰（Voltaire）
如果我們不殺死腫瘤，那麼我們就會殺死病人。
——威廉姆·莫羅尼（WilliamMoloney）慨歎於化療初期
VAMP這種高劑量、危及生命的四藥組合的白血病療法，對斯凱伯、弗雷和弗雷瑞克可能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對他們的許多同事來講，VAMP是一個可怕的概念、一種可憎之物。弗雷瑞克最終向朱布羅德提出了他的想法：“我想用全劑量的長春新堿和甲氨蝶呤，結合6-巰基嘌呤和強的鬆來治療。”為了引起朱布羅德的注意，他特別強調了話中的“和”字。
朱布羅德驚呆了。正如醫學界一句老話：三分藥七分毒。藥都是各種各樣的毒，僅僅是稀釋到了合適的劑量，才成了藥。但化療藥物，即使被調到了“正確的”劑量，仍然是毒藥，何況白血病患兒本來就已命懸一線。在國家癌症研究所，人們經常隨意把某一化療藥品評為“本月之毒”。事實上，如果每天把四種“每月一毒”同時注入一位三歲或六歲的患兒體內，那麼他或她恐怕連一個療程都熬不下來，更不用說在經曆了周而複始的毒劑治療後還能否幸存下來。
當弗雷和弗雷瑞克在一次全國性血癌會議上提出他們對VAMP初步設想的時候，聽者紛紛反對，法伯便是其中之一。一直以來，法伯遵守白血病聯盟製定的循序漸進的方式，謹慎而連續地加藥。他更傾向於一次隻施行一種藥，僅在複發後再加入第二種藥，以此類推。弗雷瑞克回憶道：“哦，乖乖，那真是一次災難性的攤牌。人們嘲笑我們，罵我們瘋狂、無能和殘忍。”由於病人數量有限，又有成百種藥物和組合要試驗，每次新的白血病試驗都要艱難地通過白血病小組複雜的審批程序。人們覺得弗雷和弗雷瑞克正在未經批準的情況下嚐試驚天一跳。小組拒絕支持VAMP，至少在許多其他試驗完成之前免談。
但弗雷瑞克在最後關頭爭取到了一個讓步，即VAMP實驗在國家癌症研究所裏獨立開展，不受急性白血病B組（ALGB）的權限約束。弗雷瑞克回憶說：“這個主意很可笑。為了進行試驗，我們被迫離開自己一手創建的急性白血病B組。”朱布羅德對這次妥協很不滿，這破壞了他最喜愛的“合作”模式。更糟的是，如果VAMP失敗，這將成為他的政治噩夢。弗雷瑞克承認：“如果孩子們死了，我們會被指控在國家癌症研究所這個聯邦機構內進行人體試驗。”每個人都知道這是危險地帶。弗雷被卷入爭議的旋渦，盡管他竭盡全力，卻不得不辭去急性白血病B組主席一職。多年以後，弗雷瑞克也承認當時風險很大：“我們可能會將全部的患兒置於死地。”
1961年，VAMP試驗終於啟動了。幾乎從一開始，試驗似乎就釀成大錯，而且正是朱布羅德一直盡力避免的那種噩夢。
弗雷瑞克記得，第一批接受治療的患兒“已經病入膏肓。我們開始VAMP試驗，到第一周結束，他們中許多人的情況比原來還要糟糕。這真是一場災難”。四種藥的化療組合在身體裏肆虐，消滅了正常的細胞。一些患兒幾乎陷入昏迷，一直戴著呼吸機。弗雷瑞克拚命地想要救這些孩子，一遍遍去病床邊探視他們。他寫道：“你可以想象那種壓力。我幾乎可以聽見人們在說：‘我告訴過你，這個孩子會死。’”他在病房裏走來走去，纏著醫務人員不停地問問題、做醫囑。他本能中的父愛被喚醒了：“他們是我的孩子。我真的是在努力照顧他們。”
整個國家癌症研究所都在緊張地關注這次試驗——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命運也懸在這根線上。弗雷瑞克寫道：“我幾乎無能為力。也許我能讓他們舒服點，給他們一點阿司匹林，給他們降降體溫，幫他們蓋一條毛毯。”國家癌症研究所的醫生們，被丟在癌症醫學動蕩的前線，周旋於毒性最強、最有未來的藥物組合之中，他們重拾最古老的原則，去安慰病人，給病人補充營養，全心全意地看護和鼓勵病人，甚至幫他們抖鬆枕頭。
難熬的三周過後，弗雷瑞克的幾位病人奇跡般地渡過了難關。而且，出乎意料的是，在令人不忍目睹的狀況下，回報終於出現了——正常的骨髓細胞開始逐漸複原，而白血病症開始減輕。骨髓活檢的結果陸陸續續地出來了，全都沒有白血病細胞。紅細胞、白細胞和血小板開始在曾經的骨髓壞死區快速增殖。而且白血病沒有複發。幾周之後，另一套活體組織檢查確認了結果。顯微鏡裏一個白血病細胞都看不到了。在一次幾乎完全的毀傷之後，病情出現了如此徹底的緩解，這超出了國家癌症研究所所有人的預料。
幾周後，國家癌症研究所團隊鼓起足夠的勇氣，嚐試在另一小群病人中進行VAMP試驗。奇跡重現。在災難性的計數下降之後，骨髓複原，白血病消失了。一位研究員回憶道：“就像腳踝拴著繩子由懸崖墜落一樣。”幾天後，骨髓開始再生，弗雷瑞克心懷忐忑地進行了一次活檢來觀察細胞。白血病再一次消失了。留下來的，是滿滿的希望：正常如鵝卵石般的血細胞，開始重新在骨髓裏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