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所有的一切中有一個小問題，小到很容易被忽視。絨毛癌細胞分泌一種標記物——一種叫“絨毛促性腺素”的激素，這種蛋白質能在血液中被極其精準地測量出來。在李敏求試驗之初，他決定要用這種激素水平來跟蹤癌症是否對甲氨蝶呤有反應。正如它的名字一樣，絨毛促性腺激素水平（hcg）將成為癌症的代表，成為癌症在血液中的指紋。
麻煩的是，在預定的化療末期，hcg水平已經下降到幾乎可以忽略的量值，但令李敏煩惱的是它仍沒有變成完全的正常狀態。他每周在實驗室裏一次又一次地測量，但是結果依然如此：微不足道，但永不消失。
李敏求漸漸開始癡迷於這些數值。他推斷，血液中的激素是癌症的指紋，如果它仍然存在，那麼癌症也同樣存在，即使可見的腫瘤消失了，癌症仍然在體內某處隱藏著。盡管種種跡象表明腫瘤消失了，李敏求推測他的病人並未完全治愈。最終，他看起來幾乎是在治療數字，而不是在治療病人；他不顧更多輪化療產生的更強毒性，固執地持續給藥，一劑又一劑，直至hcg水平降到零。
國家癌症研究所的製度委員會聽聞李敏求的做法後怒不可遏。這些女患者本來已經被看作“痊愈”了。她們的腫瘤已經看不見了，增加化療相當於用不可預測劑量的劇毒傷害她們。李敏求早就被認為是叛逆者，這一次，他們認為李敏求做得太過分了。7月中旬，委員會召見他，並把他當場開除。
弗雷瑞克說：“李敏求被指控在人體上做實驗。但是可想而知，我們所有人都在實驗。湯姆（弗雷）和朱布羅德，以及其他人，我們都是實驗者。不做實驗就是循規蹈矩，就等於什麼都沒做。李敏求不想袖手旁觀，什麼都不做。因此，他是奉行自己的信念去做事而被開除的。”
弗雷瑞克和李敏求曾經一起在芝加哥做住院醫生。在國家癌症研究所，他們兩個都被大家孤立，因此彼此惺惺相惜。當弗雷瑞克聽說李敏求被免職的消息後，他立刻來到李敏求的家中安慰他，但李敏求仍然十分沮喪。幾個月內，他怒氣衝衝地回到紐約，然後進入了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的癌症中心（MemorialSloanKettering）。他再也沒回過國家癌症中心。
然而他的故事有一個最終的轉折點。正如李敏求所預見，通過多加的幾劑甲氨蝶呤，曾頑固地在低位徘徊的激素水平，最終確實減少至零。他的病人完成了他們增加的額外化療。隨後，一種現象慢慢地顯現出來。過早停藥的病人不可避免地複發了癌症，而用李敏求方案治療的病人，沒有複發，即使停用甲氨蝶呤幾個月後，也沒有複發。
李敏求無意中發現了一個深刻但基礎的腫瘤學原理——癌症治療必須在每一種可見跡象都消失後，仍然繼續保持係統的治療。hcg水平——絨毛癌分泌的激素，才是它真正的指紋、真正的標記。此後幾十年，越來越多的試驗驗證了這個原理。但是在1960年，腫瘤學界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這項提案。直到幾年以後，人們發現李敏求用增加化療次數治愈的病人再也沒有複發，這才震驚了之前草率開除他的委員會。李敏求以自己的職業為代價，催生了第一例成人被化學療法治愈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