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的確認同文字的語義有著強大力量這種觀點。“戰爭”這個詞，確實
有一種獨特地位。“戰爭”擁有一種非常
特殊的意義，它意味著會帶給年輕人死亡或重傷的境況。在真正的戰爭年代，把學術
活動比喻成戰爭是不合適的。國家衛生研究所是一個
學者的群體，注重創造知識，提高公眾健康水平。那是偉大的行動，而不是戰爭。
——塞繆爾·布羅德（SamuelBroder），國家癌症研究所所長
在審議使用四藥組合療法的緊張時刻，弗雷和弗雷瑞克收到了令人欣喜若狂的好消息。就在國家癌症研究所弗雷瑞克辦公室隔壁的幾扇門裏，兩位研究員，李敏求（MinChiuLi）和羅伊·赫茲（RoyHertz），一直在做絨毛癌的實驗。絨毛癌是一種胎盤的癌症，比白血病更罕見，往往生長於妊娠異常的胎盤組織周圍，之後很快轉移到肺部和腦部而置人於死地。當絨毛癌發生的時候，就是一場災難降臨的時候：異常妊娠加上致命的惡性腫瘤，導致因孕育生命帶來的死亡。
20世紀50年代，如果說癌症化療師被醫學界廣泛認為是局外人的話，那麼李敏求就是局外人中的局外人。他從中國盛京醫科大學（MukdenUniversity）畢業來到美國，在紐約紀念醫院待了一陣子。為了躲避朝鮮戰爭的征兵，李敏求在赫茲的診所“騙到”一個為期兩年的助理產科醫師的職位。他對研究很感興趣（至少假裝是這樣的），但是被人看作是一名知識的逃兵，不能專注於任何一個問題或計劃的研究。他眼下的計劃是在貝塞斯達避難，等待戰爭結束。
1956年8月的一個晚上，發生了一件事，讓李敏求“裝模作樣的研究”變成一種全職“深度迷戀”。一次晚班，他接診一位女士，試圖用醫學方法把病人的轉移性絨毛癌穩定下來。但是腫瘤已經發展到晚期，她流了很多血，三小時後，李敏求眼睜睜看著她死去。李敏求聽說過法伯的葉酸拮抗物。他近乎直覺般地將波士頓兒童骨髓中快速分裂的白血病細胞，與貝塞斯達女士快速分裂的胎盤細胞聯係到一起。從未有人嚐試過用葉酸拮抗物來治療這種病，但如果這種藥能阻止白血病細胞的快速生長——哪怕是暫時的，它能否至少暫時緩解絨毛癌的爆發？
李敏求不需要等太久。在第一個病例發生幾周後，另一位叫埃塞爾·朗格利亞（EthelLongoria）的年輕女子也得了同樣可怕的病。她的腫瘤像葡萄一樣在她的肺裏聚集，導致肺內膜流血——血流如注，幾乎無法控製。一位血液學家回憶：“她血流得太快了，我們認為必須把她流出的血輸回她自己的身體裏去。因此，醫生們手忙腳亂地用管子收集她流出的血，然後把這些血輸回去，就像內部循環的抽水機一樣。”（這一解決辦法帶著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典型特征。把一個人腫瘤中流出的血輸回給她自己的辦法，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會被認為是不正常的，甚至是令人生厭的。但在國家癌症研究所，這種方法，或者任何方法，都可以是標準做法。）“他們穩定了她的病情，然後開始用葉酸拮抗物。第一次給藥結束，醫生們下班後離開時，並沒有期待還能在第二天早上看見她。在國家癌症研究所，你不能期待什麼。你隻能等待、觀察，然後在驚喜到來的時候接受它。”
埃塞爾·朗格利亞活了下來。第二天早上，她還活著，呼吸緩慢但很深沉。流血的現象減輕到能再嚐試施用一些藥劑了。在第四輪化療結束之際，李敏求和赫茲隻是希望腫瘤的大小能有些微的改變。但讓他們大吃一驚的是“腫瘤不見了，X射線胸透的結果變好了，病人看起來和正常人一樣。”弗雷瑞克寫道。絨膜促性腺素和癌細胞分泌的激素濃度都下降為零。腫瘤真的消失了。沒有人預期到這麼好的結果。他們認為X射線胸透結果可能弄錯了，決定進行重新檢查。但結果是無誤的：一個轉移性的、固態的惡性腫瘤在化療中消失了。李敏求和赫茲歡欣鼓舞地跑去發表了這一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