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段回憶，是她在十幾歲上大學的時候。1918年全球爆發流行性感冒，這種致命的西班牙流感肆虐城鄉，拉斯克也未能幸免，被隔離在病房治療。不過，她最終幸存下來——但是那一年，這場流感殺死了60萬美國人，在全世界有近5000萬人因此喪命，成為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
這些回憶有一個共同的線索：疾病對生命的毀滅近在咫尺，隨時隨地都在威脅人類，藥物偶爾可以發揮藥力，但其潛力仍未被人們發覺。拉斯克想象著打開束縛藥物研究的桎梏，找到那種尚未被挖掘出的力量，與疾病對抗。1939年，就在她遇到亞爾伯特那年，她的生活再一次與疾病發生了碰撞：在威斯康星，她的母親心髒病發作，接著中風，最終癱瘓並喪失了行動能力。拉斯克給美國醫學會主席寫信詢問治療的方法。然而醫學界對於藥物知識的匱乏以及對於醫藥潛力的不察，令她深感震驚，以至於憤怒：“我認為這太荒謬了。別的病可以治愈……磺胺類藥物也已經出現；維生素缺乏症引起的壞血病和糙皮病，也可以治愈。但是，我看不出你們有什麼理由對中風束手無策，因為並非所有中風的人都會死……一定有什麼能夠影響它的因素。”
在經過了一段無效的治療後，拉斯克的母親於1940年在威斯康星去世。對於拉斯克來說，母親的病逝點燃了她埋藏幾十年的憤慨與怒火。由此，她也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在這之後，她告訴一位記者：“我要對抗心髒病和癌症。就像我們對抗罪惡一樣。”瑪麗·拉斯克要消除疾病，就像牧師通過傳播福音來消除罪孽一樣。如果人們不相信對抗疾病的國家戰略之重要性，她會用盡一切方法，改變他們的觀念。
第一個被她改變的人，就是她的丈夫——亞爾伯特·拉斯克，他理解了瑪麗的決心，成為她的合作夥伴、顧問、戰略家和同誌。他告訴妻子：“資金到處都有，我告訴你怎麼去爭取。”通過政治遊說和史無前例的規模募資來改變美國醫學研究現狀這一主張，讓瑪麗感到振奮。和專業的科學家、職業運動員一樣，拉斯克夫婦都是專業社交家，有豐富的人脈、出色的遊說術，善於跟人打交道，說話讓人舒服，且言之鑿鑿，令人信服；通過寫信、辦雞尾酒會、與人談判、巧妙地搬出社會名流彰顯自己的身價，最後與人敲定合作，各種手段，運用自如。籌募資金特別是廣交朋友，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本能；他們的社交網絡四通八達，能夠輕易直達私人捐贈者以及政府的心靈和錢袋。
瑪麗·拉斯克解釋道：“如果一支牙膏……也值得每年花兩三百萬美元來做廣告的話，那麼對在美國及世界其他地方讓人致殘的疾病的研究，就值得人們花上億美元。”正如《商業周刊》（BusinessWeek）曾經報道的那樣，僅僅幾年，她便成為“醫學研究的神仙教母”。
某個早晨，這位“神仙教母”像旋風一般，突然闖進了世界癌症研究領域。1943年4月，瑪麗·拉斯克造訪了時任美國控癌協會（ASCC）會長的克拉倫斯·庫克·裏多（ClarenceCookLittle）醫生在紐約的辦公室。拉斯克希望了解這位醫生所負責的機構在推動癌症研究方麵的進展，以及她的基金會能幫些什麼忙。
然而這次拜訪卻給拉斯克的熱情澆了一盆冷水。這個由醫生和科學家組成的專業協會，是一個自滿、僵化、行將就木的曼哈頓社交俱樂部。社團每年的財政預算大約隻有25萬美金，而花在研究項目上的經費更是少之又少。社團資金的籌募，外包給了一個叫“婦女野戰軍”的組織，而這個組織的誌願者，卻無人列入控癌協會董事會名單。對於早已習慣大規模廣告轟炸，以及憑借“紙上推銷術”吸引媒體關注的拉斯克來說，該協會的工作看起來自由隨意、平庸無效，並且毫不專業。拉斯克尖銳地批評道：“這裏的醫生根本管理不了巨額的資金使用。實際上，他們總是在商業上斤斤計較……在專業領域也眼界狹窄。”很明顯，那些人對癌症缺乏一種係統的憧憬。最後，她隻是向ASCC捐贈了5000美元，並且允諾她還會再來。
拉斯克不得不開始獨立運作此項事業。她的當務之急是要把癌症變成一個公眾話題。她避開了大型報社和主流雜誌，選擇了一家媒體出版商——《讀者文摘》，她知道這家媒體最能觸動美國人的靈魂。1943年10月，拉斯克說服一位在《讀者文摘》工作的朋友，發表關於發現和檢測癌症的一係列文章。在幾周內，這些文章就引發了巨大的轟動，明信片、電報和手寫便箋潮水般向雜誌編輯部湧來，這些來信往往都附帶少量的零用錢、真人故事以及照片。一位為失去母親而悲傷的士兵寄來了捐款：“我的母親在幾年前死於癌症……雖然我們正置身於太平洋戰爭的散兵坑中，但是我們願意貢獻自己的力量。”一名女學生的祖父死於癌症，她在信中附上了1美元。接下來的幾個月，《讀者文摘》共收到上千封來信，以及總共30萬美元的善款——超過了美國抗癌協會全年的預算。
拉斯克被這樣的社會反響所鼓舞，她開始著手徹底整頓美國抗癌協會的運作，打算更進一步重振該協會抗擊癌症的力量。1949年，一位朋友寫信給她：“鑒於國家對這些事實和人民健康的忽視，我們應該實行雙管齊下的策略：建立一個由專業人士和外界人員共同參與的長期計劃……以及組成一個短期壓力團隊。”亞爾伯特·拉斯克加入美國抗癌協會的董事會，聘請了一位名叫愛默生·福特（EmersonFoote）的廣告經理加入協會，來使這個組織合理化。福特和拉斯克一樣，一開始就被這個協會糟糕的工作方式震驚了。他立刻擬定了行動草案：他要把這個行將就木的社交俱樂部，變成一個組織嚴密的遊說團隊。實施這一方案，需要一些實幹家——包括商人、製片人、廣告人、製藥公司主管以及律師，這些人都來自於拉斯克夫婦廣泛的社交網絡，而不是生物學家、流行病學家、藥物研究者或醫生。直到1945年，美國抗癌協會管理委員會中的非醫學成員數量顯著增加，超過了原有成員的數量。這個被人稱為“外行團隊”的組織改名為“美國癌症協會”（AmericanCancerSociety），簡稱ACS。
這個社團的基調也發生了微妙但仍可察覺的變化。在裏多領導的時候，美國抗癌協會曾花費大量的精力，編寫關於執業醫生治療癌症標準的記錄，其瑣碎程度令人不忍卒讀（由於提供的治療方案很少，這些記錄並不是特別實用）。而在拉斯克夫婦的管理下，該協會的任務很自然地轉向了廣告和籌款。僅僅在一年之內，它共印製900萬份教育材料，5萬張海報，150萬套窗戶貼紙，16.5萬個投幣盒，1.2萬份宣傳廣告以及3000個櫥窗展示。被拉斯克不留情麵地形容為“女士園藝俱樂部”的婦女野戰軍也逐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充滿活力、運作自如的籌款機構。捐款數額簡直衝破了屋頂：1944年，協會籌款83.2萬美元，1945年籌款429.2萬美元，1947年籌款1204.5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