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以及公眾認可度的轉變,必然帶來原有成員和新成員之間的矛盾衝突。美國抗癌協會會長克拉倫斯·裏多曾一度歡迎拉斯克加入團隊,現在卻發現自己越來越被“外行人團隊”所排斥。他抱怨這些遊說者和籌款者“目的不純、麻煩且野心勃勃”。但是為時已晚。在1945年社團的年會中,經過與“外行們”的一番艱苦決戰之後,他被迫辭職隱退。
隨著裏多的辭職以及董事會的更迭,福特和拉斯克更加勢不可擋。為了適應這次接管,社團的章程體製都被重寫,這一進程快得幾乎像報複(裏多)一樣,再一次強調了它遊說和籌款的行動。標準公司(StandardCorporation)的總裁(同時也是“外行團隊”中的一位首要交涉者)吉姆·亞當斯(JimAdams)為協會草擬了新的規則,對於一個科學團體來說,這一新規則恐怕非同尋常——“委員會不應該容納四名以上專業人士和科學家,首席執行官應該是非科學人士。”
在這兩句話中,亞當斯簡述了美國癌症協會發生的非凡改變。這個社團當時是一顆高風險的重磅炸彈,由一幫“外行”積極分子帶頭籌款,為醫學運動展開宣傳。拉斯克是這個集團的中心,它的核心動力、它的“女王蜂”。這些積極分子被媒體稱為“拉斯克派”。這是一個令他們驕傲並欣然接受的名字。
短短五年,瑪麗·拉斯克就使癌症社團起死回生。她的“短期壓力團隊”則開足了馬力。拉斯克派如今有了更長遠的目標:國會。如果他們能得到聯邦政府對抗癌鬥爭的支持,那麼他們的戰役規模和領域都會以幾何級數增加。
乳腺癌患者和抗癌活動家,羅斯·庫什那曾滿懷敬意地寫信給瑪麗·拉斯克:“您可能是第一位注意到,為了維持在實驗室和醫院的戰鬥,抗癌戰爭必須首先在國會的支持下進行的人。”但是拉斯克靈敏地抓住了一個更加重要的事實:這場戰役在被推送到國會之前,必須首先在實驗室打響。不過,她還需要一位來自科學界的盟友,發起一場募集科研經費的戰鬥。在眾多廣告商和遊說者之外,“抗癌戰爭”還需要一名來自科學界的人鼎力相助,一名真正的醫生。這個人,既要理解拉斯克派優先考慮政治的本能,又要堅定不移地支持他們,還要擁有無懈可擊的科學權威。最理想的是,他/她能專注於癌症研究,但又願意從這種專注中站出來,在一個更大的、全國性的舞台上奮鬥。這個角色的人選,恐怕也是唯一的人選,非西德尼·法伯莫屬。
事實上,他們兩人的需求珠聯璧合:法伯急切地需要一名政治遊說者,正如拉斯克派急需一名科學戰略家一樣。就像是兩隊旅者的相逢,每一隊都帶著另一方需要的半張地圖。
20世紀40年代晚期,法伯曾在華盛頓與瑪麗·拉斯克有過一麵之緣;這之前,法伯剛剛憑借葉酸拮抗物的研究,在國內名聲大噪。1948年冬天,就在法伯關於葉酸拮抗物的論文發表之後沒幾個月,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所長約翰·赫勒(JohnHeller)寫信給拉斯克,向她介紹化學療法的理念,和提出這一理念的波士頓醫生。化學療法是一種能徹底治療癌症的化學方法,正如紀念醫院的腫瘤學家達斯提·羅茲(DustyRhoads)形容的那樣,是“癌症治療領域的青黴素”。這一理念深深地吸引了拉斯克。到50年代早期,她經常寫信給法伯詢問這些藥物。法伯的回複洋洋灑灑,詳細解釋了自己在波士頓所取得的進展。他把這些信件稱為“科學論文”。
對於法伯來說,與拉斯克交往有一種純潔、清亮的特質,亦即他所謂的“淨化”。法伯把科學知識傳授給她,但更重要的是,法伯把自己科學和政治上的雄心也傳遞給了她,他發現這種雄心很容易在她的眼中得到反饋,甚至放大。到了50年代中期,他們信中所涉及的範圍更為廣泛:法伯和拉斯克坦然討論起他們能否進行一次徹底的、彼此協調的對癌攻擊。法伯寫道:“一個有組織的模式正在快速形成,比我所期待的要快得多。”他談到他曾訪問過華盛頓,想把國家癌症研究所改組為一支更加強大、更具指導性的抗癌力量。
一位醫生曾這樣形容拉斯克:她已經成為“國會山的常客”。她頂著一頭用發膠打理過的頭發,身著招牌式灰色正裝,戴著珍珠項鏈,穿梭於與衛生保健相關的每個委員會和專題小組之間。同樣,法伯現在也成了“常客”,穿著幹淨筆挺的深色西裝,學究式的眼鏡總是抵在鼻子的上梁,一副酷似國會議員的內科醫生加科學家的形象。據一位觀察者回憶說,他對醫學擁有一種“福音傳道士的活力”。“好像在他手中放一把鈴鼓”,他就會立刻“開始工作”。
拉斯克在法伯福音傳道者的鈴鼓聲中,又加入了自己熱情的鼓點。她慷慨激昂、自信滿滿地訴說、書寫著她的事業,以引述他人的言論及問題來強調自己的觀點。回到紐約後,她雇用了一群助理專門從大量報紙和雜誌中剪輯整理關於癌症的文章,哪怕是過時的文章。她不但會通讀這些文章,還會在頁邊一絲不苟地對自己有疑問的地方用小字進行標注,然後每周把這些分發給其他的“拉斯克派人士”。
法伯在給拉斯克的信中親切地寫道:“我給你寫了很多次信,字裏行間充滿了我日益喜歡的技巧——心靈感應。但是這些信從來沒有寄出去過。”從相識發展為熟知,再從熟知發展為友誼,法伯與拉斯克建立起一種協作夥伴關係,一直延續了幾十年。20世紀50年代,法伯開始把他們的抗癌戰役描述為“十字軍東征”。這個詞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對於西德尼·法伯,還有瑪麗·拉斯克來說,這場抗癌戰役的的確確變成了一場“十字軍東征”,一場張揚狂熱與科學的戰鬥,唯有這個宗教上的比喻才能領會它的實質。好像他們偶然發現了一個不可動搖、堅定不移的“治愈癌症的前景”,為此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去推動一個甚至不很情願的國家向這個前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