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源學上來說，“患者”就意味著“受罪的人”。最令人深深恐懼的，不是受罪本身，而是受屈辱的折磨。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
西德尼·法伯的整個意圖唯有“無望的病例”。
——《醫學世界新聞》（MedicalWorldNews）1966年11月25日
曾經有一段時間，西德尼·法伯拿自己狹小的實驗室開玩笑。他稱之為“一名助理，一萬隻老鼠”。的確，他的整個醫療生涯可以用幾個數字來描述。一間房——有藥劑師的房間那麼大，通通塞在一家醫院的地下室中；一種藥——氨基喋呤，有時候能夠短暫地延長白血病患兒的生命，五個病人之中有一個病情緩解，最長的生命延續也超不過一年。
不過到了1951年年初，法伯的工作量呈現指數性的增長，遠遠超過了他的舊實驗室的容量。他的門診室擠滿了家長和孩子，必須搬到醫院以外位於賓尼大街和朗伍德大道拐角處的一棟寬敞的居民樓中。但即使這樣，新的診室仍然很快就超載了。兒童醫院的住院病房也很快就填滿了病人。許多兒科醫生認為法伯是“入侵者”，所以在醫院內部增加他的病房空間是不可能的。一位醫院的義工回憶說：“大多數醫生認為他為人自負，又不知變通。”在兒童醫院，即使有空間能容納病人的幾具屍體，也沒有空間來容納他的“自我”。
被孤立的法伯氣憤難抑，於是他重新投入到募款活動中。他需要一棟全新的大樓來容納所有的患者，但未能鼓動醫學院同意為兒童建造一棟新的癌症中心。氣餒之餘，他幹脆自己努力建一所醫院，就在醫學院的對麵。
受到早期集資成功的鼓舞，法伯製定了更龐大的募集研究經費的計劃，依靠的是身後那些耀眼的好萊塢明星、政治大亨、體育明星和賺錢好手。1953年，勇士隊從波士頓遷往密爾瓦基（Milwaukee），法伯和克斯特成功獲得了波士頓紅襪隊的支持，使得“吉米基金”成為該隊官方讚助的慈善事業。
不久，法伯找到另外一位明星來支持他——泰德·威廉姆斯（TedWilliams）。年輕的威廉姆斯剛剛從朝鮮戰爭中服役歸來，是一名星光閃耀的棒球手。1953年8月，吉米基金會為威廉姆斯策劃了一場“歡迎泰德回家”的餐會。這是一次大規模的募捐盛典，每一道菜100美元，共籌集到15萬美元。到了這一年的年底，威廉姆斯成為法伯診室的常客，身後往往跟隨著一隊小報攝影記者，希望能夠拍攝到偉大球員與癌症患兒在一起的照片。
“吉米基金”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也成了每家每戶的“事業”。斯塔特勒（Statler）酒店外麵放置了一個巨型的白色儲錢罐來吸收捐款，形狀好像一隻巨大的棒球。波士頓全城到處可見為兒童醫院癌症研究基金豎起的廣告板。在電影院外麵，被稱作“吉米罐罐”的紅白相間的募款罐，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不可勝數。各家機構的捐款飛湧而來，金額不等：國家癌症研究所捐助了10萬美元，波士頓的一次豆餐聚會送來了5000美元，一個檸檬水攤子捐出了111美元，新罕布什爾州的一個兒童馬戲團也送來了幾美元。
到了1952年初夏，法伯的新大樓近乎完工，一座巨大的長方體建築豎立在賓尼大街的一邊，離朗伍德大道很近。這座大樓高聳修長，既實用又現代，這種風格使它“自覺地”與大理石柱麵和滴水獸嘴裝飾的周圍醫院區分開來。人們可以從細微處看到法伯那雙執著的手的影子。經曆了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法伯，生性節儉。［列昂納多·勞德（LeonardLauder）喜歡這樣評價他這一代人：“你能把孩子從大蕭條中帶出來，但是你卻不能把大蕭條從孩子體內帶出來”。］盡管如此，對吉米診所，法伯還是舍得放手去做——在通向門廳寬大的水泥階梯上，每個台階隻有1英寸高（約2.54厘米），孩子們可以輕易地攀上去。階梯由蒸汽供暖，以對抗波士頓嚴酷的暴風雪。就在五年前的那個冬季，這樣的暴風雪幾乎終斷了法伯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