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耶魯大學以南僅幾百英裏的伯勒斯·維爾康(BurroughsWellcome)實驗室裏,生物化學家喬治·希欽斯(GeorgeHitchings)也借助埃爾利希的方法,試圖找到具有能夠殺死癌細胞特殊能力的分子。受到耶拉·蘇巴拉奧的葉酸拮抗物的啟發,希欽斯一心想要合成誘餌分子,一旦與細胞結合就能將之殺滅。他最先鎖定的目標是DNA和RNA(核糖核酸)的前體細胞。但學院派科學家對希欽斯的方法不以為然,戲稱其為“釣魚探險”。希欽斯的一位同事回憶道:“學術界的科學家對這類做法避猶不及。他們認為,沒有足夠的生物化學、生理學和藥物學的基礎知識,就嚐試化學療法未免草率。事實上,這一領域自埃爾利希之後已經有35年左右無人問津了。”
直到1944年,希欽斯的釣魚探險連一條“化學魚”都沒有釣到。成堆的細菌培養基堆在他周圍,好像一座破敗的花園,仍舊沒有新藥物出現的征兆。幾乎是憑著直覺,希欽斯雇用了一個名叫格特魯德·伊萊昂(GertrudeElion)的年輕助手,她的未來似乎比希欽斯更加黯淡。格特魯德·伊萊昂是立陶宛移民的後代,天生有著早熟的科學才智和渴求化學知識的求知欲。1941年,她讀完了紐約大學的化學碩士學位。就讀期間,伊萊昂白天教高中理科,晚上和周末進行試驗以完成她的論文。盡管天賦甚高、能力十足、積極進取,但她仍舊無法找到一份科研實驗室的工作。接連遭到拒絕讓她心灰意冷,隻得做一名超市貨物監管員。當希欽斯找到特魯迪(格特魯德的昵稱)·伊萊昂時,她正在紐約一家食品實驗室檢測醃菜的酸度和蛋黃醬的色澤。然而,伊萊昂很快就成為她那一代人中最具創新性的合成化學家之一(和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
從充滿醃菜和蛋黃醬的生活中解脫出來,格特魯德·伊萊昂一頭紮進合成化學領域。像希欽斯一樣,她從尋找可抑製DNA(從而限製細菌生長)的化學物質著手,又加入了自己的改良方法。伊萊昂沒有從成堆的未知化學物質中隨機篩選,而是專注地研究一類叫嘌呤的化合物。嘌呤是環狀分子,因其中心的六個碳原子參與構建DNA而為人所知。她認為在六個碳原子中的每一個,加上不同的化學側鏈,就能產生幾十種新的嘌呤變體。
伊萊昂合成的新分子是種奇特“旋轉木馬”組合。其中一種分子2,6-二氨基嘌呤(2,6-diaminopurine)即使給動物進行微量施藥,仍極具毒性。另一種分子則聞起來像是提純過一千次的大蒜。許多分子要麼不穩定,要麼一點沒用;還有一些分子既不穩定也沒什麼效用。但是在1951年,伊萊昂終於找到了一個叫作6-巰嘌呤(6-mercaptopurine或6-MP)的分子變體。
因為未能通過初步的動物毒性檢測(這種藥物對狗有種很奇怪的毒性),6-MP幾近被人放棄。但是芥子氣殺滅癌細胞的成功,鼓舞了早期的化療師。1948年,身為陸軍軍官的科尼利厄斯·羅茲(Cornelius“Dusty”Rhoads)從化學戰爭部首長的職位離職退役,成為紀念醫院(MemorialHospital)及其附屬研究所的主管,由此確定了戰場上的化學戰與人體內化學戰之間的聯係。有毒化學物質的滅癌性質深深吸引了羅茲,他積極尋求建立紀念醫院與希欽斯和伊萊昂位於伯勒斯·維爾康的實驗室兩者之間的合作。僅幾個月,6-MP就通過了培養皿中的細胞測試,之後,被寄往醫院用於人體測試。
不出所料,第一個目標便是當時備受學界關注的罕見腫瘤——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20世紀50年代早期,兩位內科醫學家約瑟·布亨納(JosephBurchenal)和洛伊絲·瑪麗·墨菲(MaryLoisMurphy)在紀念醫院啟動了一項臨床試驗,對患有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孩子使用6-MP。
6-MP產生的快速療效震驚了布亨納和墨菲。經常是治療後幾天之內,骨髓和血液中的白血病細胞就會減少、消失。但是,就像癌症在波士頓得到緩解的情形一樣,這些療效為時短暫,僅能維持數周,就會再度複發,令人失望。與葉酸拮抗物一樣,治愈的希望一閃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