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選擇的，用於以小見大地描繪宇宙的隱喻，反映了我們本身。
——史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JayGould）
醫學行業知道這種疾病已經3000多年了。然而在這3000多年裏，人類一直在敲打醫學界的大門，求尋一個“治愈之方”。
——1937年3月《財富》雜誌
現在，輪到癌症這種疾病破門而入了。
——蘇珊·桑塔格
《疾病的隱喻》（IllnessasMetaphor）
我們傾向於認為癌症是一種“現代病”，因為對它所用的隱喻非常現代。這是一種“過度生產”、一種暴發性增長的疾病，它的生長不可阻遏，墜入了無法控製的“深淵”。現代生物學鼓勵我們把細胞想象成一架“分子機器”。而癌症，則因為無法停止其初始的指令（增長），而轉型為一台堅不可摧、自我驅動的自動裝置。
一如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所強烈主張的：癌症是一種“典型的屬於20世紀的苦難”，這種觀念使人聯想起另一種同樣被認為是“一個時代的象征”的疾病——肆虐於19世紀的肺結核。桑塔格強調指出，這兩種病都相似地“汙穢”，“這是從詞的本義上來說的——不吉、惡劣、令人感官上厭惡”。兩者都會耗幹生命力，都令患者遷延致死；在這兩種病症中，“瀕死”要比“死亡”更能體現疾病的本質。
兩者雖然有這些相似之處，但肺結核畢竟屬於另一個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浪漫主義者把肺結核（或曰“癆病”）提升到了病理學上的一種極端表現——發熱、不停不休、難以呼吸、極富強迫性。這是詩人的疾病：約翰·濟慈（JohnKeats）在一個小房間裏，俯瞰著羅馬城的西班牙階梯，漸漸地走向死亡；或者迷戀浪漫的拜倫（Byron），幻想著死於這種疾病，讓他的情人心疼。1852年，梭羅（Thoreau）寫道：“死亡和疾病往往是美麗的，就像……癆病引起的臉泛紅光。”在托馬斯·曼（ThomasMann）的《魔山》（TheMagicMountain）中，這種“臉泛紅光”在其受害者身上釋放了熱烈的創造力——一種清醒、啟發、宣泄的力量，似乎滿載著時代的精華。
癌症，相比而言，則充滿了更多的當代形象。正像外科醫生兼作家許爾文·努蘭（SherwinNuland）所寫的：癌細胞是一種不顧一切的“個人主義者”，“無論從哪一種意義上說都是一位不守規矩者”。“轉移”（metastasis）這個詞，被用來描述癌症從一個部位遷移到另一個部位。這個詞是“meta”和“stasis”的奇特組合，拉丁語的意思是“超越平靜”，這是一種脫韁的、部分不穩定的狀態，很好地抓住了現代所特有的不穩定性。如果說癆病曾經通過病理性地掏空內髒來殺死患者（結核杆菌逐漸地蝕空肺部），那麼癌症則是通過讓體內充斥太多的細胞，而令患者窒悶而死；其意義恰與癆病的消耗互補，是一種“過度”的變態。癌症是擴張主義者的疾病；它侵入組織，在敵對的環境下，建立領地，在某一器官中尋覓“庇護所”，然後轉移到其他器官。它瘋狂地求生存、充滿創意；它手段殘酷、精明狡詐；它寸土必爭，還具有防禦意識。有時候，它似乎是在教我們要怎樣才能生存下來。麵對癌症就是麵對一個同類物種，這一物種甚至比我們更適於生存。
癌症是一種令人絕望的、惡毒的現代恐怖幽靈。這種形象令人如此難忘，是因為它至少部分是真實的。癌細胞是正常細胞的驚人變態。癌症是一種非常成功的入侵者和殖民者，部分原因是因為它所憑借得逞的特性與我們作為一個物種所賴以取得成功的特性，是一樣的。
像正常細胞一樣，癌細胞也遵循最基礎、最根本的單細胞一分為二的模式增長。在正常組織中，這一過程受到了精心的調控，由特定信號刺激增長，再由其他信號遏製。然而在癌症中，細胞則肆無忌憚地生長，滋生了一代又一代細胞。生物學家使用“克隆”一詞來形容來自同一個遺傳祖先的細胞。我們現在知道，癌症是一種克隆性疾病。幾乎每一個已知的癌（惡性腫瘤）都源於同一個祖先細胞，它獲得無限的細胞分裂和生存能力之後，產生了無窮的子孫後裔。這是魏爾嘯的箴言“細胞來自於細胞”的無數次循環、重複。
但是，癌症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克隆性疾病，它是一種“克隆與演化結合”的疾病。如果僅是生長沒有進化，癌細胞就不會擁有強大的入侵、生存和轉移的能力。每一代癌細胞都會創造出一部分基因上不同於母細胞的少量細胞。當化療藥物或免疫係統攻擊癌細胞時，變異的克隆細胞就能抵禦這種攻擊成長起來，從而最適者生存。這種陰森殘酷的突變、選擇和過度生長的過程，持續不懈地循環，就演化出越來越適應生存和生長的細胞。在某些情況下，這些變異的細胞會加快吸取其他的變種。遺傳的不穩定性就像一種“完美的瘋狂”，提供了更多的誘因造就變異的克隆細胞。因此，癌症對“演化的基本邏輯”的應用不同於其他任何疾病。如果我們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是達爾文式選擇的終極產物，那麼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在我們體內潛伏的疾病，也同樣是達爾文自然選擇的終極產物。
這種隱喻的誘惑可能把我們帶得很遠。但這在探討癌症這一主題的時候是不可避免的。在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想象我的“工程”是撰寫一部癌症的“曆史”。但是後來不可避免地感到，我所撰寫的不是某個“物”，而是某個“人”。我的主題日益演變成某個“人”一樣的事物，有如神秘、扭曲的鏡中影像。與其說這是一種疾病的曆史，不如說這是一種更具具人格化、更有血有肉的疾病的傳記。
每一位傳記作者都必須麵對他的“傳主”的誕生：癌是在哪裏“降生”的？它有多大年紀？第一位把它歸為疾病記錄下來的人是誰？因此，我們需要重做一次開篇。
埃德溫·史密斯（EdwinSmith）不是尋常之輩。他的身份一半是學者，一半是小販，擅長偽造古董，還是自學成才的古埃及學家。1862年，他從埃及盧克索（Luxor）的一位古董商那裏買了（也有人說是偷了）一張四米多長的埃及莎草紙（papyrus）。這篇莎草紙狀況不佳，破碎泛黃的頁麵上寫滿了潦草的古埃及文字。現在，這篇文稿被認為寫作於公元前17世紀，它轉錄了一部公元前2500年的手稿。複製者似乎是一位心神不寧的“文抄公”，下筆潦草，經常出錯，因此往往要用紅墨水在草紙邊緣更正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