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12月28日這一天，法伯又從蘇巴拉奧和克爾特那裏收到了一種新型葉酸拮抗劑——氨基喋呤，其結構略微區別於PAA。這種藥物一寄到，法伯就立即將它注入了小男孩體內，希望至少能給男孩的癌症帶來些許的緩解。
結果反應很顯著。曾經攀到了天文數字的白細胞計數（在9月是1萬，11月是2萬，12月接近7萬），在藥物的作用下突然停止了，原地踏步。然後更驚人的是，計數開始下降了，白血病原始細胞逐漸在血液中減少，幾乎消失殆盡。到了新年之夜，計數下降到了峰值的1/6，接近正常值的水平。癌細胞並未完全消失。雖然在顯微鏡下顯示仍然有惡性白細胞，但它已暫時得到緩解，在波士頓這個寒冷的冬季，凍結在男孩的血液中。
1948年1月13日，桑德勒回院複診，這是他兩個月內第一次自己走進診所。他的脾髒和肝髒已經大幅縮小，因此法伯指出他的衣服“在腹部那裏變得非常寬鬆”。他的出血已經停止，胃口大開，仿佛想補上六個月以來錯失的美味。到了2月，法伯注意到孩子的靈敏性、營養和活動量都已和他的雙胞胎兄弟不相上下。在短短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裏，羅伯特·桑德勒似乎又變得和埃利奧特·桑德勒一模一樣了。
桑德勒的病情出現緩解，在白血病的曆史上前所未有，這讓法伯開展了一係列忙碌的治療工作。1948年初冬，更多的孩子來到了他的診所：有喉嚨痛的三歲男孩、頭部和頸部有硬塊的兩歲半女孩等等，它們最終都被診斷為兒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來自耶拉的葉酸拮抗劑供應充足，患者也迫切地需要這些藥品治療，於是法伯又增聘了一些醫生來從旁協助，包括血液學家路易斯·戴蒙德（LouisDiamond）和一組助理：詹姆斯·沃爾夫（JamesWolff）、羅伯特·默瑟（RobertMercer）和羅伯特·西爾維斯特（RobertSylvester）。
法伯第一次臨床試驗的失敗，曾激怒了兒童醫院院方。現在的第二次臨床試驗把院方的忍耐逼到了牆角。醫院通過表決，認為白血病病房的氣氛過於激進、太過冒險，不利於醫學教育，因此決定從白血病化療病房撤出所有兒科實習醫生。這一決定實際上讓法伯小組陷入了“孤軍奮戰”的境地。法伯和他的助手們隻能親自承擔所有照顧病人的工作。正如一名外科醫生指出的那樣，患有癌症的兒童，通常都被“塞到醫院偏遠角落裏的病房中”。兒科醫生認為，既然他們已經離死不遠了，何不更仁慈溫和一些，“讓他們平靜地死去”。一位臨床醫生建議，將法伯新的“化學品”隻留作挽救孩子生命的最後一招。這令法伯不禁回想起自己以前作為病理學家的生活。他忍不住反唇相譏：“真到那個時候，你需要的唯一藥品就是防腐液了。”
法伯把靠近衛生間的一間病房的裏屋改造成了一間臨時診室。他原本不多的助手也被安置在了病理科空置的裏屋、樓梯井、辦公室。院方的支持是微不足道的。法伯的助手們要自己削尖骨髓針，這種古老過時的做法猶如讓外科手術師自己在磨刀石上磨刀。他的工作人員注重細節，一絲不苟地跟蹤記錄患者的病情：每一次血球計數，每一次輸血，每一次發熱，都要詳細記錄。如果能戰勝白血病，那麼法伯希望能為後人記錄下這場戰役中的每一分鍾，即使沒人願意親眼見證。
1948年的冬天凜冽陰沉，奇寒降臨波士頓。雪災爆發，令法伯的診所陷入停頓。朗伍德大街狹窄的柏油路堆滿了泥濘的雨雪；地下室通道中，即使在秋天也暖意不足，而現在更是冰凍徹骨。每天注射葉酸拮抗劑已不可能，法伯團隊隻好退而求其次，每周實施三次注射。2月，風雪減弱，又開始恢複日常注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