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末，塔夫脫做出提案的十年之後，癌症研究領域找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新鬥士——馬修·尼利（MatthewNeely）。這位來自西弗吉尼亞州費爾蒙特的律師，個性堅韌、為人熱情，第一次入選參議院。尼利雖然在政治科學方麵經驗較少，但已經注意到在過去十年中，癌症死亡率的顯著增加——從1911年的7萬人達到1927年的11.5萬人。尼利請求國會撥款500萬美元，獎勵“能夠阻止人類癌症的任何研究信息”。
這樣一個淺薄的提議，相當於在警長辦公室裏掛上一幅通緝犯的照片，當然隻能招來淺薄的反應。在幾個星期內，尼利在華盛頓的辦公室就被數以千計的信件淹沒了，從江湖醫生到信仰治療師都紛紛推銷自己的“治癌良方”：麵膜、補藥、油膏、塗油手帕、藥膏、聖水……這些反饋激怒了國會，最終批給了尼利的“癌症防治法案”5萬美元，近乎鬧劇似地將其預算砍到了隻有之前所要求數額的1%。
1937年，不屈不撓的尼利再次入選參議院，並發起了又一次全國性抗癌運動。這次他不再是孤軍奮戰，而是跟參議員荷馬·伯恩（HomerBone）和眾議員沃倫·馬格努森（WarrenMagnuson）采取聯合行動。到這個時候，癌症已經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財富》和《時代》周刊的文章激起了公眾的焦慮和不滿，而政治家們則急於表現出具體的回應。同年6月，參眾兩院舉行了一次聯席會議，共同起草了一項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經過初步的聽證，該法案在國會火速通過了各種程序，於1937年7月23日得到一致通過。兩周後，8月5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國家癌症研究所法案”（NationalCancerInstituteAct）。
該法案催生了一個國家級科學機構——國家癌症研究所（NCI）。該機構旨在協調各類癌症研究與教育。研究所設立了一個科學家谘詢理事會，成員來自各大學和醫院。地點設在距離首都隻有幾英裏的郊區貝塞斯達（Bethesda），研究所擁有最先進的實驗室、閃閃發光的大廳和會議室、綠葉覆蓋的拱廊和花園。1938年10月3日，在為實驗室建設破土動工之際，伯恩參議員信誓旦旦地宣布：“國家正集結全力征服癌症，這是有史以來鞭笞人類的最大禍害。”經過近20年幾近徒勞無功的努力，一個“協調性對抗癌症的國家響應機製”似乎終於走上了正軌。
所有這一切都在朝正確方向邁出勇敢的一步，但這一步生不逢時。1938年初冬，貝塞斯達的國家癌症研究所園區剛剛啟動幾個月，世界就風雲突變，對抗癌症的鬥爭被另一種戰爭帶給世人的震撼所掩蓋。這一年的11月，納粹軍隊在全德國展開反猶太人的行動，將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趕進集中營。冬末，亞洲和歐洲各地爆發了軍事衝突，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揭開序幕。到了1939年，這些小規模衝突導致了戰爭全麵爆發，1941年12月，美國也卷入了全球戰火，再難脫身。
戰爭需要國家大幅調整“優先事項”的安排。國家癌症研究所曾希望把在巴爾的摩的美國海軍醫院，改組為臨床癌症中心。隨著戰爭的爆發，該醫院被迅速改建成了一所戰地醫院。科研經費停滯，被分流到與戰爭直接有關的項目。科學家、遊說者、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從公眾關切的“雷達屏幕”上消失了。一名研究人員回憶說：“大多數人都銷聲匿跡，他們的貢獻通常在訃告中才能看到。”
人們也差點為國家癌症研究所寫了“訃告”！國會承諾對“係統性抗癌響應機製”投入的資金從未兌現，國家癌症研究所也被打入“冷宮”。40年代，研究所雖然配備了可以想象到的所有現代化設施，但是景色煥然的園區卻淪為了一座“科學的鬼城”。一位科學家開玩笑地稱它是“一處美好、安靜的鄉間僻壤。那些日子裏在陽光充足的大窗戶下迷迷糊糊地打盹兒很是愜意”。
大眾對癌症的呐喊也陷入了沉默。經過媒體簡短而混亂的注意之後，癌症再次成為一種隻能小聲嘀咕、沒人公開談論的疾病。50年代初，身為乳腺癌幸存者，同時也是抗癌倡導者的範妮·羅斯諾女士（FannyRosenow）致電《紐約時報》，要求刊登女性乳腺癌患者支持團體的廣告。電話接通了，令人費解的是，接電話的是該報的社會版編輯。當羅斯諾提出要求刊登她的聲明之後，隻聽到電話另一頭長時間的沉默。然後對方說：“對不起，羅斯諾女士，《紐約時報》不能在版麵上刊登‘乳’或者‘癌’這兩個詞。”
“也許，你可以說將召開一個關於胸壁疾病的會議。”編輯繼續說。
羅斯諾大為反感，掛斷了電話。
法伯在1947年進入“癌症世界”時，十年前的輿論浪潮已完全消退。癌症已再次成為一個政治上無聲的疾病。在兒童醫院通風良好的病房內，醫生與患者正在進行著一場僅屬於他們自己的癌症戰爭。而在樓底下的通道裏，法伯則以他的化學品和實驗，開啟了一場一個人的戰鬥。
這種孤立反而是法伯取得早期成功的關鍵。法伯與公眾監督的聚光燈絕緣，促使他可以針對令人困惑的“癌症版圖”中的一小片進行研究。白血病是疾病中的一個“孤兒”——內科醫生拋棄了他，因為無藥可救；外科醫生拋棄了他，因為誰也不能對血液開刀。用一位醫生的話來說，“從在某種意義上講，在‘二戰’以前，白血病甚至算不上是癌症”。這種疾病寄生於疾病王國的“邊陲”，是一個潛伏在學科之間和科室之間的“賤民”——恰與法伯本人同病相憐。
如果說白血病“屬於”某一個領域的話，那就是對正常血液進行研究的血液科了。法伯認為，如果要找到對這一疾病的治療方法，就應該從血液研究入手。如果他能發現正常血細胞是如何形成的，就能倒過來找出阻止異常白血病細胞生長的途徑。於是，他的策略是采用“從正常到異常”這種方法，“反向”對抗癌症。
法伯對正常血液知識的了解大多得自於喬治·邁諾特（GeorgeMinot）。邁諾特身材消瘦、頭頂漸禿，眼窩深陷但目光銳利，舉手投足頗有貴族氣質。他管理的實驗室位於波士頓的哈裏森大街一座有柱廊的磚石建築中，距離朗伍德大街那一大片包括兒童醫院在內的醫療建築群僅數英裏之遙。就像許多哈佛大學的血液學家一樣，法伯在加盟兒童醫院之前，曾於20年代在邁諾特那裏接受過短期培訓。
每十年，都有一個獨特的“血液之謎”。在邁諾特的時代，這個謎題是惡性貧血症。“貧血”是紅血細胞的缺乏，最常見的形式就是缺乏生成紅細胞的關鍵養分——鐵。但是，邁諾特所研究的這個“貧血症”變種——惡性貧血，並不是由於缺鐵引起的（事實上，它的名字來源於固執地采用“補鐵”來治療貧血的標準療法）。患者被喂入難以下咽的混合食物——半磅雞肝、半熟的漢堡包、生豬胃，甚至還有一次吞下了邁諾特的一位學生反流的胃液（伴有黃油、檸檬和香菜做調料）。最終1926年，邁諾特及其研究組令人信服地得出結論：造成惡性貧血的原因，是缺乏一種關鍵的微量營養素，一種後來被確定為維生素B12的單分子。因為這一開創性工作，邁諾特和他的兩位同事榮獲了1934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邁諾特證明，隻要引入一種單分子就可以治療這種複雜的血液係統疾病，使血液恢複正常。血液這種器官，其活動的開與關，是由“分子開關”控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