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血病的醫學意義，一直與其高發病率不相稱……事實上，在治療全身係統性白血病時所遇到的問題，為整個癌症研究指明了所要采取的大方向。
——喬納森·塔克（JonathanTucker）
《艾莉：對抗白血病的孩子》（Ellie，AChildFightAgainstLeukemia）
對已擴散的癌症進行的治療，成功的很少……往往隻能眼睜睜地看著腫瘤越長越大，而病人越變越瘦小。
——約翰·拉斯洛（JohnLaszlo）
《兒童白血病的治療：進入奇跡時代》（TheCureofChildhoodLeukemia，intotheAgeofMiracles）
西德尼·法伯接到化學製劑包裹之際，正值醫學史發展的一個關鍵時刻。20世紀40年代末，在全美各地的實驗室和診所中，新發明的藥品滾滾而來。其中最具標誌性的是抗生素，如在“二戰”期間被利用到窮盡的珍貴藥品青黴素（1939年，青黴素要從用藥患者的尿液中重新提取、回收，再次提煉出每一顆珍貴的藥物分子）。但到了50年代初期，青黴素的產量達到了幾千加侖。1942年，默克公司發出的第一批青黴素雖僅有5.5克，卻是美國庫存抗生素的一半。十年後，青黴素得以高效地大批量生產，每一支的價格已降至4美分，僅為半加侖牛奶成本的1/8。
新的抗生素也隨青黴素接踵而來：1947年，推出氯黴素；1948年，四環素。1949年冬天，又一種神奇的抗生素——鏈黴素，從一個養雞場院落的菌塊中提取出來，《時代》周刊（Time）在其封麵上驚呼：“良藥就在自家後院。”在兒童醫院偏僻的一角有一座紅磚建築，這就是法伯私人的後院，微生物學家約翰·恩德斯（JohnEnders）在那裏用旋轉的塑料瓶培養脊髓灰質炎病毒。在此基礎上，薩賓（Sabin）和索爾克（Salk）將實驗成果推向高潮，培養出了脊髓灰質炎疫苗。新的藥物在以驚人的速度相繼出現：到了1950年，有一半以上的常用藥品在十年前都是聞所未聞的。
也許比這些神奇藥物意義更重大的，是發生在公眾健康和衛生領域的變化大大改變了美國的疾病麵貌。原本可以在幾星期內造成整個地區人口大量死亡的傳染病——傷寒，隨著幾座城市大力改善市政供水、清潔水源，逐漸消失了。就連肺結核這種19世紀臭名昭著的“白色瘟疫”，其發病率也急劇下降。從1910年到1940年，肺結核發病率下降了一多半，這主要是由於衛生條件的改善和公共衛生的努力。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從47歲增長到了68歲。這種壽命的大幅度增長，超過了以往幾百年成就的總和。
“二戰”後醫學取得“橫掃天下”的勝利，說明了在美國人的生活中，科學和技術具有引發變革的偉大力量。醫院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從1945年到1960年，在全國範圍內興建了近千家新醫院；1935年至1952年之間，求醫患者的人數從700萬增加到了1700萬，增長了兩倍多。隨著醫療護理條件的顯著改善，人們對“治愈疾病”也寄予了更大的期望。正如一位醫學院學生觀察到的：“當醫生告訴病人他的病情無藥可治時，病人難免覺得受到了冒犯，甚至會懷疑醫生是不是已經落伍了。”
居住在衛生的郊區新城的年輕一代，夢想著“有病皆愈”——沒有疾病、沒有死亡的人生。他們受到“人生天長地久”的催眠，盡情地享受耐用消費品，如船一樣大的斯圖貝克汽車（Studebakers）、人造絲的休閑西服、電視機、收音機、度假別墅、高爾夫俱樂部、烤肉、洗衣機。在長島的土豆田裏建起來的郊區定居點萊維敦（Levittown）就是這樣一個象征性的烏托邦；在人們的焦慮排行榜上，“疾病”已經落在了“養育子女”和“財務問題”之後，排在第三名。事實上，“養育子女”成為了一項當時前所未有的舉國事業，生育率穩步攀升，1957年，在美國每七秒就有一名嬰兒出生。如同經濟學家約翰·加爾布雷思（JohnGalbraith）所描述的“富裕社會”同樣被人們想象為一個永遠年輕、永葆健康的無敵社會。
然而在所有的疾病中，癌症卻拒絕跟隨“前進的步伐”。如果腫瘤純粹隻是局部性的（即局限於單一器官或部位，可以由外科醫生切除），那麼它尚有被治愈的機會。這些步驟後來被稱為“切除”，是19世紀“外科手術大進步”所傳承下來的遺產。比如，一個孤立的惡性乳房腫塊，可以通過“根治性乳房切除術”進行切除。這是由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偉大的外科醫生威廉·霍爾斯特德於19世紀90年代首創的技術。隨著20世紀初X射線的發現，放射線也可以被用於殺死局部位置上的腫瘤細胞。
但是從科學上來講，癌症仍然是一隻黑箱。最佳治療法是把這種神秘實體整個切掉，而不是用較深邃的醫療見解進行治療。醫生治愈癌症（如果可以治愈的話）隻有兩種手段：手術切除腫瘤或用放射線燒灼——在灼熱射線與冰冷刀具之間做出選擇。
1937年5月，幾乎在法伯開始化學藥物實驗的整整十年前，《財富》（Fortune）雜誌公布了它對癌症醫學做的所謂“全景調查”。報告非常令人不安地說：“令人吃驚的事實是：不論是治療還是預防，都沒有引入新的治療原理……對該病的治療方法已經更高效、更人性化了，技術精湛的現代無痛手術，已經取代了無麻醉劑、亦不消毒的原始手術。用X射線和激光進行的輻射治療，取代令過去幾代患者痛徹骨髓的咬食腐蝕劑的手段……但事實上，癌症的‘治愈’仍然隻依靠兩個原理——去除和破壞病變組織（前者通過手術，後者通過X射線），尚未證明有其他治療手段。”
《財富》雜誌這篇文章的標題為《癌症大黑暗》。作者認為“黑暗”指的不僅是醫學上的黑暗，也同樣來自於政治。抗癌醫學之所以“卡殼”，不但是卡在“環繞癌症的醫學謎團”上麵，也卡在“對癌症研究的全麵忽視”這一環節。“在美國，致力於基礎癌症研究的基金會不超過二十幾家。提供的經費也從500美元到200萬美元不等。但其總值肯定不會超過500萬美元……而大眾卻樂於一下午就花費這筆總值的1/3去觀看一場大型的橄欖球比賽。”
與科研經費的停滯狀態相比，癌症本身的迅速崛起更令人印象深刻。在19世紀的美國，癌症肯定已經存在並且被注意到了，但是，當時癌症在很大程度上仍潛伏在眾多常見疾病的陰影之下。1899年，水牛城的著名外科醫生羅斯威爾·帕克（RoswellPark）認為，癌症總有一天會超越天花、傷寒、肺結核，成為全國最主要的死亡原因。這一言論當時被視為“危言聳聽”，是一個日夜都在做癌症手術的人的誇張揣測。然而，在這個十年結束的時候，帕克的言論變得越來越具有可信度，且越來越像“先見之明”。當時，傷寒除了一些零星的爆發，正變得越來越罕見；天花病例也逐漸絕跡，到1949年，它在美國完全消失。而與此同時，癌症已經超越了其他疾病，在“奪命殺手的階梯上”一路攀升。從1900年到1916年，癌症的死亡率增長了29.8%，略高於結核病；到1926年，癌症已成為全美第二常見的死因，僅次於心髒疾病。
向全民呼籲建立一個全國性應對癌症方案的並不僅僅有《癌症大黑暗》這一篇文章，1937年5月，《生活》（Life）雜誌也發布了自己的“討癌檄文”，傳達了同樣的緊迫感；在當年4月和6月，《紐約時報》（NewYorkTimes）就“癌症發病率上升”先後發表了兩份報告。當1937年7月“癌症”出現在《時代》周刊上的時候，人們對“癌症問題”的興趣，就像一個瘋狂的傳染源，在媒體上激烈地蔓延。
在美國，自從20世紀初，就不斷有人呼籲“建立一個係統性對抗癌症的國家響應機製”。1907年，一群癌症外科醫生聚集在華盛頓威拉德飯店，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美國癌症研究會（theAmericanAssociationforCancerResearch），向國會爭取更多的資金用於癌症研究。1910年，在該組織的遊說下，塔夫脫總統向國會提議建立癌症研究的國家實驗室。盡管該計劃起初贏得了人們的關注，但是幾經嚐試之後，由於缺乏政治上的支持，這一計劃在華盛頓被擱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