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的一個早晨，在波士頓的一間實驗室裏，一個叫西德尼·法伯的人，正在焦急地等待著一個從紐約寄來的包裹。這間號稱“實驗室”的鬥室返著潮氣，隻有大約六米多長、四米多寬的房間，比藥劑師的配藥室大不了多少，幾乎被塞在兒童醫院大樓後巷的一間半地下室裏，通風很差。距離這裏幾百米遠的內科病房，各項工作正緩緩地開始。穿著白色病號服的病童們躺在鐵製病床上，不安地動來動去。醫生和護士在病房之間來來往往，忙著查病曆、下醫囑和配藥。但是，法伯的實驗室卻是一片空蕩清冷，各種化學製劑擠在一起，玻璃罐堆在冰冷的走廊裏，一直延伸到醫院主樓。空氣中散發著防腐劑甲醛的惡臭。這裏沒有病人，有的隻是屍體和各種病體組織。它們是通過地下通道送來的，將被用於解剖和各種檢驗。法伯是一位病理學家，他負責製作標本、解剖屍體、識別細胞和診斷疾病，但從不治療病人。
法伯的專業是小兒病理學，即研究兒童疾病。他花了近20年，在地下室裏癡迷地盯著顯微鏡搞研究，取得的學術成就，使他升任兒童醫院的病理科主任。但在法伯眼裏，病理學正在與醫學分道揚鑣，成為了過度關注死者的一門學科，而拉大了與生者的距離。現在，他已經厭煩了這種隻能側麵冷眼旁觀疾病，卻不接觸或治療活生生的病人的工作；他受夠了隻麵對組織和細胞，覺得自己碰到了職業的“玻璃屋頂”。
因此，法伯決定要在職業方向上做出重大轉變。他不想再繼續眯眼盯視顯微鏡下無生命的標本，他要奮起一躍，跳到樓上的診室——從他了若指掌的微觀世界，跳到患者與疾病的廣闊天地中；他要利用從病理標本中獲得的知識，設計出新的治療手段。而來自紐約的包裹裏，就裝著幾瓶叫作“氨基喋呤”（aminopterin）的黃色結晶化學品，它們被運送到法伯在波士頓的實驗室，為阻止兒童白血病的惡化帶來一絲希望。
如果法伯事先請教過樓上病房裏的任何一位小兒科醫生，問問開發出抗白血病藥物的可能性有多大？他們一定會勸他不要枉費心機了。一百多年以來，兒童白血病令眾多醫生著迷、困惑，又備感挫折。這一疾病經過了各種精心分析、分類、再分類和再細分；兒童醫院圖書館書架上排列著散發著黴味的皮麵書，如安德森（Anderson）的《病理學》（Pathology）或博伊德（Boyd）的《內科病理學》（PathologyofinternalDiseases）。這些書的每一頁都充斥著白血病細胞圖，並附有詳細的細胞分類學說明。然而，所有這些知識，反而進一步放大了醫學的無力感。白血病就像蠟像館裏的蠟像一樣，變成了一個空洞而迷人的物件，人們對它進行極其詳盡的研究和拍照取像，卻沒有任何治療或實用進展。一位腫瘤學家回憶說，“白血病讓醫生們在各種醫學會議上爭論不休，但卻完全無助於他們的病人”。急性白血病患者入院，讓醫院一陣騷動，經過幾輪誇張的專業討論，接下來，正如醫學期刊冷冷的評論一般，“確診、輸血，然後送回家等死”。
自從發現白血病以來，對該疾病的研究就陷入了混亂和絕望之中。1845年3月19日，蘇格蘭醫生約翰·貝內特（JohnBennett）描述了一個不同尋常的病例：一名28歲的鋪路工，脾髒莫名腫大。貝內特記錄道：“他麵色黯沉，平常身體健康且自律；自述在20個月前，開始感到特別勞累，並一直持續至今。去年6月，他發現腹部左側有個腫瘤，逐漸增大，直到四個月後穩定下來。”
這名鋪路工人的腫瘤可能已經到了末期的穩定點，但是他的身體健康狀況反而加速惡化。在接下來的幾周裏，貝內特的病人症狀日益加劇：發熱、陣發性出血、突發腹痛等症狀接踵而至，隨後發作頻率加快，並且程度一次比一次嚴重。腫瘤很快就擴散到了腋窩、腹股溝和頸部，病人命懸一線。雖然對他采取了常用的水蛭吸血和放血治療，但都無濟於事。幾個星期後，進行屍檢時，貝內特確信他發現了這些症狀背後的病因——病人的血液中充滿了白細胞（白細胞是膿液的主要成分，往往是感染的重要標誌，貝內特推測鋪路工人的死因就在於此）。他自信地寫道：“對我來說，這一病例特別有價值，因為它將有助於證明血管係統內也會廣泛分布著膿液。”
這一解釋本來應該是完美無瑕的，但問題是，貝內特無法找到膿液的來源。在屍檢時，他翻來覆去仔細檢查了屍體，對出現膿腫和傷口體征的組織和器官進行了逐一排查。但沒有發現其他的感染病灶。血液看似是自己敗壞、化膿的，自然消耗後就變成了膿液。於是貝內特將這個病例確定為“血液化膿”，就此結束了對它的研究。
當然，貝內特認為的“血液自動化膿”是錯的。在貝內特描述了鋪路工的病症之後，僅僅四個月剛過，年僅24歲的德國研究者魯道夫·魏爾嘯（RudolfVirchow）獨立發表了一篇病例報告，其內容和貝內特發現的病例驚人地相似。魏爾嘯的病人是一位55歲左右的廚師。白細胞在她血液中爆發性地增長，在其脾髒中形成了漿狀黏稠物。在對她進行屍檢的時候，病理學家無需借助顯微鏡，就能分辨出在紅細胞上麵浮著一層濃稠如乳狀的白細胞。
魏爾嘯知道貝內特的病例，但是，他無法令自己相信貝內特的理論。魏爾嘯認為，血液不會無緣無故地突然轉變成另一種東西。此外，該病不同尋常的症狀，也令他百思不得其解——脾髒增大是怎麼回事？身體沒有任何傷口或者化膿之處，又是怎麼回事？魏爾嘯開始考慮，是不是血液本身有問題？他無法找到統一的解釋，但又想為這種病尋找一個名字，最終確定用“weissesBlut”——“白血”一詞，這隻不過是如實描述了他在顯微鏡下看到的幾百萬白細胞。1847年，他把這個名字改為聽起來更學術化的“leukemia”，這個詞來源於“leukos”一詞，在希臘語中表示“白色”。
把疾病名稱從誇飾的“血液化膿”改名為平實的“白血病”，很難說反映了命名者的科學天才。但是，這對“理解白血病”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種疾病在剛剛被發現的時候，人們對它的理解隻是一個脆弱的想法、一朵溫室裏的花，深深地受到了其名稱和分類的影響。［一百多年後的20世紀80年代初期，另一種疾病的名稱改變——從“同性戀相關免疫疾病”（gayrelatedimmunedisease，GRID）變成了“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艾滋病AIDS），標誌著人類對該病的認知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魏爾嘯像貝內特一樣不了解白血病。但是，他沒有像貝內特那樣不懂裝懂，他的見解完全出自於“負麵效應”（negative）的視角。他抹掉黑板上所有的先入之見，清理出了一片可供思考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