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你來說，你擁有的東西都顯得那麼小，對我來說，所有我擁有的東西都顯得那麼大。你的欲望是不能滿足的，我的是容易滿足的。當孩子把手伸進細頸陶罐，從那裏掏出些小玩意時，這種情況就會發生；如果抓了滿滿一手他們就什麼也拿不出來，他們會哭起來。把手裏的東西放下去一些，你就能從罐中把東西掏出來。你必須放棄你原先的欲望，不要欲望許多事情，你就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東西。
人常說“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以此來抱怨命運的儉嗇與刻薄。其實，這兩者之間本不是並列關係，而是因果關係，也即隻要你“心比天高”，你就會覺得“命比紙薄”。因為欲望太大，理想太高，無法滿足與實現，故而永遠處在不滿狀態，到頭來自怨自艾，自暴自棄。倘若一開始就把奢望收斂一下，把期望值減小一點，踏實一些，現實一些，則效果可能會好得多。盧梭在《愛彌兒》中有很精到的話，大意說人生幸福起於願望與能力的平衡。一個人應該從幼小就學會在自己能力範圍以內起願望，想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也能做自己所想做的事。這句話出自浪漫色彩很濃的盧梭，尤其值得我們玩味。盧梭自己有時想入非非，因此吃過不少苦頭，這番話實在是經驗之談。許多煩悶苦惱和失敗，都起於想做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或是不能做自己所想做的事。
在人生漫長的行程中，一路順風與一路春光是不可能的，所謂“心想事成”、“萬事如意”，那隻是人生的祈望，這在現實人生中，並不具有任何價值。不如人意、不盡人意的事常常會闖入你的生活，攪亂抑或破滅你五彩的夢想。為此你不得不時常停下匆匆的步履來處理那些爛攤子。人生的一切美好的願望與設計，正像財務中的預算，每每會因方方麵麵的因素而出現赤字。為此，我們得留有餘地。
莫羅阿在《論幸福》中對影響幸福的因素進行探討，旨在分辨出哪些因素是保障幸福的存續所必不可少的，哪些因素的變化不甚妨害幸福。他將這些因素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自然的，不可少的需要，如饑和渴：一類是自然的但非不可少的需要。缺少前者將造成實在的不幸．因為這些缺少無法通過哲學來緩釋。他說：“用哲學去安慰饑寒交迫的人無異是和他們開玩笑。他們需要的卻是粥湯和溫暖啊。”缺少後者將造成見解上的不幸，以失敗為例，因為“失敗”所造成的不幸隻是見解上的不幸，可以通過改變見解而獲得解脫。他認為用更自由的精神去觀察時，人們便會識得其所沒有得到的，正是他們所不希冀的。他舉例說：“你曾想做部長而沒有做到。這是什麼意思呢?是說你不必自朝至暮去接見你不願見的拜訪者。是說你對於無數的麻煩事情，你無暇加以研究的事情，不必負責。是說你不必每星期日出發到遙遠的縣份中去，受市府樂隊及救火會軍樂隊的歡迎，你不必在那裏演講什麼歐洲政局問題，以致在翌日引起十幾國的報紙的攻擊。沒有這些舒服事做，你不得不過著安靜的生活，度著悠閑的歲月，重讀你心愛的書籍，如你喜歡朋友還可以和他們談天。這是一樁不幸嗎?”這樣一想，恐怕你的怨氣已消了大半。類似這種可以以自由思想醫治的不幸從根本上說就不是不幸。
談論需求和欲望，自然不能不提到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他對人的需要從理論上進行了層次的劃分。
馬斯洛(1908—1970)是20世紀50年代崛起於美國的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代表人物。其人本主義心理學是對行為主義心理學和傳統的弗洛伊德主義心理學的反動。他認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學是一種畸形的心理學和哲學。因為弗氏隻關心“精神錯亂者、神經症患者、心理變態者、罪犯、越軌者和精神脆弱的人”。結果是減少了人類的自信心，“沒有看到人走向健康的可能性”。他認為行為主義“用動物來進行研究，一開始就注定要忽視隻有人類才有的那些能力，如殉道、自我犧牲、羞辱、愛情、幽默、藝術、美、良心、負疚、愛國、理想、詩情、哲學、音樂和科學”。他尖銳地指出：“各種行為主義學派似乎都冷酷無情地把人看作是被動無助的，幾乎根本不能左右自己的命運。”為此，馬斯洛致力於對上述兩種學說的反叛與修複。第一，弗氏提供了心理疾病的那一半，所以他要補上心理健康的這一半。他著重研究的是健康的、自我實現的人的心理，名日健康心理學。第二，致力於發掘人不同於動物的那種潛力、創造性。他認為這項研究“正在發生一次人的形象的改變”。馬斯洛對於人的上帝般品質充滿了信心。 馬斯洛的突出貢獻是對人的需要進行了層次劃分，提出了著名的五種層次需要的學說。他認為在人的內部本性中存在著低層次和高層次的生活與心理的需要。即：
生理需要(包括空氣、水、食物、住所、睡眠、性生活)
安全需要(在生活中要求秩序與穩定，減少不確定性)
歸屬與愛的需要(追求與他人建立友情，在團體裏求得一席之地，希望被人理解和接受)
尊重需要(包括自尊與來自他人的尊重)
自我實現的需要(人的成長、發展和充分利用潛力的心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