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艾滋病宣傳員——濮存昕的重要角色
近幾年以來，在我國各大城市的機場、地鐵、馬路邊以及很多的公共場所，都會有很多關於預防艾滋病的公益廣告，其中有不少是以濮存昕的形象而出現的，巨大的廣告牌上，他的微笑具有特殊的宣傳效果。
很多人都說，選擇濮存昕作為艾滋病宣傳員的確是找對人了，濮存昕幾十年來出演過的話劇和電視劇中的角色，大部分角色都是正麵的，加上他英俊的外形條件，在觀眾心目中一直都是正直而充滿陽光的形象。
除了形象上的因素，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人。濮存昕是全國政協委員，2001年3月，在他任艾滋病宣傳員後參加的第一次全國政協會議上，他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議政府采用街頭廣告形式擴大預防艾滋病宣傳麵。”年底，在北京和上海的地鐵、火車站，在全國18個國際機場，都樹立起了預防艾滋病的公益廣告牌。從此以後，在每年的全國政協全體會議上，濮存昕都會提出一些跟預防艾滋病有關的提案，繼續推動艾滋病宣傳工作更廣泛地開展。
“直到今天，政府和整個社會對艾滋病的威脅、對艾滋病給中國可持續發展造成的威脅的認知程度，與迅速蔓延的艾滋病病毒傳播趨勢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反差。”濮存昕說。
根據有關部門的估算，中國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數大約在85萬左右，跟中國13億人的人口基數相比，當然是占了很小的比例，大多數人在生活中很少會親身去接觸艾滋病病人，所以覺得這和自己沒有關係。但是自從艾滋病在中國出現到今天為止，它一直處在上升的一個狀態，甚至有專家估計，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10年，中國可能會出現1000萬的艾滋病患者。
濮存昕說：“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讓全社會——包括各地各級政府和全國公眾，對此給予高度重視，要讓每個中國人都知道，艾滋病離我們並不遙遠。”
首先要讓大家在思想上警惕起來，其次要普及艾滋病的知識，讓大家知道應該如何避免艾滋病的傳染和被傳染。
濮存昕說：“事實上，艾滋病傳播隻有血液傳播、性傳播和母嬰傳播三種途徑，隻要避免在這三個方麵出問題，就能避免感染艾滋病，比如，性生活中使用安全套，就是避免性傳播的一個良好的辦法。”
除此之外，濮存昕還在很多學校、鬧市地區等公開場合都曾參加過宣傳使用和公開發放安全套的公益活動，而且濮存昕應泰國有關方麵的邀請，與中國影星蔣雯麗一同參加了“泰中紅絲帶預防艾滋病聯合行動”，在曼穀的鬧市為在這裏聚會的年輕人和外國遊客派發安全套。
濮存昕甚至允許有關機構在供宣傳用的安全套上印上了他的個人漫畫肖像，在公開場合免費發放。還有一次，在北京街頭宣傳活動結束的時候，當主辦方把一個裝有安全套的紙袋送給濮存昕作為禮物的時候，濮存昕幽默地對在場的人說：“我一個人也用不了這麼多，還是送給大家吧。”說完就取出裏麵的安全套散發給大笑中的群眾。
濮存昕就是這樣以個人的人格魅力和坦然的人生態度，把安全套這個我們私密生活中的小物件變成了一個公開談論的避免感染艾滋病的話題。
濮存昕說：“對各地各級政府有關部門的宣傳和培訓也非常重要，畢竟，政府的重視和努力是非常有效的。”
除此之外，濮存昕還和衛生部門的幾位官員以及專家在十幾個省市舉辦過有關艾滋病預防的培訓班，參加人員包括高級、中級和基層幹部。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地方提出了培訓的申請。
濮存昕在很多場合這樣說：“這說明中國各級官員對艾滋病防治日益重視起來了，這是一個值得欣慰的現象，我們的敵人是艾滋病，而不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不論這些人因為何種原因受到感染，他們首先是病人，需要得到起碼的尊重和關愛。”
濮存昕還曾經和中央電視台的記者一起前往山西，走進一位艾滋病患者的家拍攝一部艾滋病專題片。夫婦倆有兩個可愛的孩子，原本是一個快樂的四口之家。自從男主人感染了艾滋病，他們的生活便被籠罩上了一層陰影。在那個陰暗的窯洞裏，濮存昕和他們在一起生活了一天，這個破舊的家裏充滿了笑聲，濮存昕和他們一起包餃子，吃飯，聊天，還把妻子買的一書包生活用品和學習用具作為禮物送給他們。看著這兩個孩子，濮存昕想到了自己的女兒，心裏酸酸的。告別的時候，濮存昕把身上僅有的1700元錢都留給了他們一家人，還寫下了自己的手機號碼。他告訴患病的男主人，他會一直資助這兩個孩子讀書，對他們負責到底。
濮存昕說：“從男主人激動的眼神和說不完的話語中，我感受到，這個群體是多麼渴望人間溫暖！在很多地方，由於對有關艾滋病的知識了解不夠，許多人排斥艾滋病患者，艾滋病患者麵臨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和生存壓力。”
濮存昕在陝西遇到一個感染了艾滋病的農民，他來自於一個貧困家庭，他種的麥子，被人一把火給燒了，交不起公糧和土地稅。在北京的佑安醫院，一位女艾滋病患者對濮存昕說：“村裏的人都討厭我，不理我，沒想到您不嫌棄我，還跟我握手，您真的不怕嗎？”濮存昕笑著回答：“要怕就不來了！”
不光是患者，很多人都這樣問過濮存昕：“你經常和艾滋病患者接觸，真的不怕被感染上嗎？”
濮存昕說：“一把鋒利無比的水果刀，如果不往人身上紮，它就是安全的。艾滋病就像水果刀，雖然傳播快，死亡率高，但切斷了血液和體液這兩個傳播途徑，正常的接觸不會出現意外。我就是想通過我跟艾滋病患者的接觸告訴大家，艾滋病患者沒有什麼可怕的，不應該是被排擠的。”
濮存昕不斷地呼籲社會要盡可能地關注艾滋病病人的生存權，尊重他們的人格。濮存昕不僅僅用語言、握手和擁抱作來支持這一呼籲，也用具體行動實踐它。
在山西聞喜縣，一位姓紀的艾滋病患者，他和妻子以手工製作民間工藝品“布老虎”謀生，濮存昕去看望他們時，一方麵被他們不向艾滋病低頭的精神所深深感動著，另一方麵，也覺得布老虎確實具有其藝術價值。臨走的時候，濮存昕拿出1500元，對他們說：“把這群小老虎都給我裝上吧，我來負責給你們賣。”兩百多隻小老虎裝了兩麻袋，塞進了濮存昕的汽車後備箱裏。此後，濮存昕到處推銷這一群“小老虎”，以至於朋友見到他，常會問起：“你的老虎賣完了嗎？”
“消除社會歧視、關心艾滋病病人除了因為他們本身必須得到尊重外，也是因為，這是一件對全社會都有益的工作。專家估算的中國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數約在85萬左右，而來自醫院的檢測記錄上，隻有不到6萬人。約80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社會上流動，有些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因而很容易產生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那麼，為什麼他們不來檢查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害怕別人知道他們得這個病。這個現象是社會歧視的不正常現象造成的。所以，我們需要把艾滋病的知識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告訴大家，艾滋病不可怕，不要去歧視艾滋病患者，不要幹擾他們的生活，不許因為患艾滋病而辭他們的職。這樣，有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他們才能放鬆，更多的人就會主動來檢查了。這對社會，對他們本人都有好處。”濮存昕說。
濮存昕有一次去醫院探望艾滋病患者，臨走的時候，一位艾滋病患者拉著他的手說：“我可以跟你保證，我的艾滋病到我為止，不會感染給任何人。”
濮存昕說：“這句善良而負責的話讓我非常感動，如果事情都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社會就會變成一個良性循環的結構了。”
濮存昕用他獨具魅力的人格，用他的實際行動和堅持不懈的努力向世人證實艾滋病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的懦弱，一個影視明星對弱者的關懷和溫暖不禁讓我們深深震撼和感動著，濮存昕的人品和人格值得讓我們每個人稱讚，並以此作為榜樣去幫助所有的弱勢群體。
第四節 人品文品皆楷模——柯靈
柯靈，文壇的多麵手，作家、小學教員、新聞記者、編輯、雜誌主編，過去也從事過電影工作，發表過散文、小說、詩歌、電影文學劇本、雜文等，著作等身，但其中最有成就，最有影響的當數散文。
柯靈，浙江紹興人，六歲父親就過世了，從此家中就落寞了，小學畢業以後便輟學做起了小學教員，15歲在當地的日報發表了他的處女作《織布的婦人》正式步入文壇。
柯靈的一生是經曆坎坷的一生，飽經了滄桑，或許是因為從底層家庭走出來的原因，所以他對底層老百姓的生活痛苦感受得非常真切，這也是他不同於其他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的地方。刻意不刻意的，他的作品總能體現出對百姓生活和苦難的祖國一種充滿深切的悲憫。
在“人間萬象”中，柯靈用攝影機一樣感性的文字捕捉到了百姓生活的疾苦和人世的萬象，給讀者帶來一種靈魂的震撼，給人一掬同情之淚。
這也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不是在用單純的文筆和才華在創作，而是用思想和靈魂，在用自己的人品和感受來創作。
但是柯靈到底還隻是一個作家，而不是新聞工作者，盡管他飽經了滄桑，但很多文字，卻很節製，也沒有那種的張揚和誇張，他始終遵循著藝術的準則，用作家特有的方式表達他內心的不平和憤怒，這裏麵有他太多的期待和信念。這方麵最有代表性的無疑是收在“故園夢憶”中的文字，如他的散文名篇《龍山雜記》係列和“故園夢憶”中的有關篇什，這些文章大多寫於20世紀30~40年代，是作者早期創作的作品，也是比較標準的美文。
比如他的作品《龍山雜記》係列和《青島印象》係列，最具代表性，充滿了非常濃厚的詩情畫意，文字不但優美凝練，而且有美文之風的感覺，體現了散文的純淨之美。雖然是比較寫實風格的“人間萬象”係列，但也稱得上是藝術的極品，文字凝練華美，簡潔有力。收在本書中的“書生情結”和“文人清議”兩組文章，更貼近柯靈自己的生活和個性，而且內容有海闊天空之感，思想也格外的自由飛翔，既表現了個人思想的閃光，情感的流露，又體現了民族曆史和文化的剖析，像《龍年談龍》、《中國的傳統》、《觀世哲學》、《神·鬼·人》、《名勝之國》等這些作品就是如此，反映了知識分子對已逝的曆史和殘酷的現實的多重思考，讓人回味無窮。
作為孤島時期上海灘知名作家和萬象的主編，柯靈和張愛玲的關係最為後人稱道。張愛玲當年在上海灘迅速躥紅，成為文壇的一個奇跡，這和柯靈是有著很大的關係的。四十年代，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一經問世，受到了柯靈的極大關注和垂青，後來兩個人也有過不少的交往，一向傲慢清高的張愛玲專門為第一部小說集《傳奇》的出版寫信求教柯靈，柯靈也向她坦誠地道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還有傅雷，傅雷以筆名“迅雨”發表的評論《論張愛玲的小說》也是經過柯靈之手發表在《萬象》雜誌上的，傅雷說《金鎖記》是“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沒過多久，張愛玲就《傾城之戀》改編為舞台劇向柯靈請教，後來，柯靈兩次遭日本憲兵的逮捕，如果是一般人會避之唯恐不及，張愛玲不僅前往探視，還留言慰問他，這一舉動也深刻地反映出張愛玲特立獨行的風格。解放以後，張愛玲出走國門，終老異鄉，因為被情所傷的原因，很長一段時間裏，這位當年紅極一時的文壇大才女在大陸一直杳無音信。在事隔近半個世紀之後，還是柯靈，於一九八四年親筆撰寫長文《遙寄張愛玲》，重新肯定了張愛玲在文壇的價值所在，一時聲震海內外。
這篇文章一麵市就奠定了張愛玲的作品在大陸複出的破冰之作，張愛玲在沉寂數十年後的再度複活，與柯靈的這篇文章有著很大的關係，這也體現了柯靈為人為文的另一麵。
這就是柯靈，一位人品和文品都堪稱楷模的老作家，這樣平靜地評說了自己走過的一生。他的不平凡正是在他所說的“平凡的跋涉”中體現的。
“認真”是柯老辦事的一個基本準則，這和他做人的準則是一樣的，他做人也極其的認真，寫文章更是如此。敬仰柯老的人不少，很多文壇的朋友寫了書，都喜歡讓柯老作序，柯老一旦答應，就絕不會敷衍。作家趙麗宏1993年主編了一套《人生和藝術》的叢書，請柯老寫一篇總序，柯老完成後把文章交給了趙麗宏，但之後他還在不斷地琢磨這篇文章，總覺得裏麵有些字句還要再修改。為了這件事，他先後寫了四封信給趙麗宏。他為《浙江省文學誌》寫序也是如此，字字斟酌，八易其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