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的這輩子是充滿了很多“矛盾”的一生，他自認為他自己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有誌於懸壺濟世、治病救人，但是非常厭惡和反感打仗的人竟當上了領兵的上將。他的一生憧憬自由，放浪不羈，卻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長達半個多世紀，他熱愛他的祖國，向往著有一天可以落葉歸根，卻始終未能還鄉一望。
而對於張學良為什麼晚年不能葉落歸根，外界也充滿了無限的猜測，對此，王充閭說：“作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衷心期望能夠通過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中再一次發揮其獨特作用，起碼可以在溝通兩岸關係方麵充當一名使者。除了輕信蔣介石和李登輝而未能圓此還鄉之夢外，自身的考慮也占有很大成分，表麵上，甚至於心態上，他對過往的一切，已經視為過眼煙雲，淡然處之；但在實際上，作為曾經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過濃重一筆的風雲人物，尤其是一個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至為深遠的老派政治家，他還是十分愛惜羽毛的。”
“矛盾”中的張學良善良、單純、幽默，張學良說：“我一生有三愛，愛打麻將，愛說笑話，愛唱老歌。”張學良和其他的政治家、軍事家有著很顯著的差別，其率真、坦蕩、粗獷，人情味濃。
王充閭說：“那種無遮攔、無保留的坦誠，有時像個小孩子。同他在一起，人們都感到很開心。這些都源於天性，反映出一種人生境界。大概隻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煉到這種地步。”
在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中張學良名列其中。
這也是張學良人格的體現，他愛著他的祖國，他希望世界和平，他厭惡自己人打自己人，他也愛著軟禁了他半個世紀的兄長蔣公，他沒有後悔自己發起的西安事變，即使被軟禁五十多年，他也沒有恨過他所敬愛的蔣公。如此偉大的人格，也許就是他被中國人記住的主要原因吧。
就像西安事變結束後，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對蔣介石說：“中正，你怎麼是這樣一個人。”
就像西安事變結束後，宋子文對蔣介石說：“不管漢卿做的這件事是否正確，至少他是磊落的，而你用的是流氓手段。”
就像西安事變結束後，蔣介石的顧問端納先生因此辭職回到了他的祖國。
他們都因張學良的人格而深深震撼著。
第二節 一代國母宋慶齡
每一個見過宋慶齡的人都會為之而震驚，因為她實在是太美了，美到什麼程度呢？美到讓你一時間說不出話，需要沉靜下來才可以。
宋慶齡（1893～1981），1893年1月27日，宋慶齡出生於於上海一個牧師兼實業家的家庭裏，她的父親是孫中山的朋友和同誌，也是宋慶齡的第一個啟蒙老師。少年時期，她即負笈異域，在美國接受了歐洲式的教育，受到了民主主義的強烈洗禮，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專製統治，使她對祖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和富強充滿了無限的憧憬。
父親源源寄來的書信與剪報資料，在她的心中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架起了橋梁。然而，共和國在搖籃中就被殘忍的扼殺了，革命的大潮在慢慢退卻著，宋慶齡學成歸國改革和建設祖國的抱負無處施展。她徑直到流亡的革命黨人集中的東京，不久即擔任了孫中山的助手，開始了她長達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慶齡不顧父母的強烈反對，毅然地和流亡中的孫中山結婚，毫不猶豫地跟隨孫中山踏上了捍衛共和製度的旅程，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把“和平、奮鬥、救中國”的信念交給了宋慶齡和他的同誌們。
1927年8月，宋慶齡出國訪問蘇聯，以後旅居歐洲四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大國，並且研讀了馬克思的著作，和流亡歐洲的很多中國革命者研究了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在思想上有了質的飛躍。
當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對中國進行侵略，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時候，宋慶齡很快作出了科學的判斷和決策，認為“國難當頭、應該盡棄前嫌。必須舉國上下團結一致，抵抗日本，爭取最後勝利”。她關於全國團結抗戰的思想，與克服了“左”傾教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是相一致的，也為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搭橋鋪路，起著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宋慶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宋慶齡承擔了大量的國務活動，而且她也把很多精力投入到婦女和兒童文化、教育、衛生與福利事業之中。之後，她擔任了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和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職務。
1950年，她被譽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1952年，被選為亞洲及太平洋聯絡委員會主席。
1954年9月宋慶齡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59年4月7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宋慶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她再次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她再次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78年2月第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連任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80年8月3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擔任大會執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慶齡患的冠心病、肝癌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很快惡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慶齡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1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予宋慶齡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榮譽稱號。1981年5月29日20時18分宋慶齡病逝於北京。
宋慶齡是20世紀最為偉大的女性代表，她的一生繼承了孫中山先生的遺誌，和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為新中國的創立嘔心瀝血，被周恩來稱為“國之瑰寶”。她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畢生做人民公仆，把“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當作自己的奮鬥目標，因而留下了許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1928年，宋藹齡出資在廬山建了一幢別墅，贈送給自己的大妹宋慶齡，供她休息休閑，宋慶齡在解放前曾三上廬山，都是住在這幢別墅裏。1953年7月，她去江西視察工作，特地來到闊別18年的廬山舊居——河西路51A號私墅，看了以後，滿意地說：“我這幢房子保護得很好。現決定從今天起，將此房交給國家，由廬山管理局統管。”隨後又叫秘書向管理局補繳了從1949年至1953年的房地產稅，並補發了看房工人的工資。
隨後，宋慶齡又在省、地為她舉行的茶會上表示：“登山公路通車了，廬山管理局沒有小車，我這次帶來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轎車，也贈送給管理局使用，作為我在建國後首次來山留下的紀念。”
宋慶齡以她高昂的熱情主持了中國救濟總會，將曆年稿費的大部分收入全部捐獻給了婦女和兒童的慈善事業，而她自己則全靠工資生活。她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願將私宅、私車捐為公有，做一個徹底的無產者。因為我有工資維持生活，其餘錢交給救濟總會使用，也能了卻我的一樁心願。”
新中國成立以後，宋慶齡因為生活工作的需要，常常在北京上海兩地來回跑，由於她是國家副主席，所以在北京的時間較多。一開始，她的北京寓所是在道路狹窄、環境嘈雜的方巾巷，中央準備為她新建住宅，但是宋慶齡婉言謝絕了，說：“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需要很多錢，我不能占用國家資金。”後來國務院於1960年安排她遷入西河沿居所，那裏雖然環境好些，但房子潮濕，導致了她的關節炎經常性的發作。
雖然國家仍舊處於三年的困難時期，中央領導仍舊研究決定，破例為她新建一所住宅，並委托王光美將新宅設計圖紙寄去上海征求宋慶齡的意見，宋慶齡接到此信之後，依然堅持不建新房，並且回信說：“我不打算再遷新址了，為了我個人的住所而增加國家開支，這將使我感到非常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