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遲）
《複活》賞析
《複活》是托爾斯泰的晚期代表作。這時作家世界觀已經發生激變，拋棄了上層地主貴族階層的傳統觀點，用宗法農民的眼光重新審查了各種社會現象，通過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一幅幅沙俄社會的真實圖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監禁無辜百姓的牢獄；金碧輝煌的教堂和襤褸憔悴的犯人；荒蕪破產的農村和豪華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亞和手銬腳鐐的政治犯。托爾斯泰以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對當時的全套國家機器進行了激烈的抨擊。
首先，作家以人民的名義審判了“審判者”，撕下了那些高坐在審判席上的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貴族代表們的假麵具，剖析了他們的肮髒靈魂。而更為深刻地審判則在聶赫留道夫的心靈中進行。他是造成卡秋莎不幸的第一個罪人。在法庭上認出卡秋莎後，“他靈魂的深處不得不感到那一次行為的殘酷、懦怯、卑鄙，還感到他那閑散的、墮落的、殘忍的、怠惰的全部生活也是那樣”。從此開始了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轉折，他努力從“動物的人”向“精神的人”轉化，竭力用受害者、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重新審視他周圍的一切事物，他逐步成為本階級的審判者。作者通過他的主人公周旋於統治階級最上層，發現原來掌握生殺大權、製定法律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他醒悟到“人吃人並不是從森林裏開始的，而是從各部、各委員會、各政府衙門裏開始的”。聶赫留道夫奔走在貧苦人民最低層，看到農民掙紮在饑餓線上，他認識到“農民貧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晝一樣的明顯，也就是惟一能夠養活他們的土地，都被地主從他們手裏奪去‘了”。
聶赫留道夫是托爾斯泰式的主人公，他表達了作品的主要思想。然而，如果沒有卡秋莎這個形象，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充分展示，《複活》也就不會有如此深沉的感人力量。卡秋莎’瑪絲洛娃形象豐滿、真實，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女性畫廊中獨具一格，其典型意義也是深刻的。作品正是通過卡秋莎和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層都在洶湧激蕩的偉大的人民的海洋”（列寧語）。在形象體係中她與聶赫留道夫相輔相成，體現了作品的主題。如果說，在托爾斯泰的構思中，複活節之夜聶赫留道夫的情欲是他墮落的開端，那麼，在淒風苦雨的車站卡秋莎對善和上帝的懷疑與否定就是她淪落的內因。他們生活的轉折都取決於對待永恒法則——上帝的真理的態度。因此，他們後來的精神複活，首先是皈依上帝，恢複對善和愛的信念。聶赫留道夫通過懺悔和贖罪，卡秋莎通過寬恕對方，恢複愛的途徑。
同時，現實主義大師托爾斯泰也寫出了男女主人公關係中的社會因素、階級對立，使社會的主題與倫理道德的主題緊密結合，融為一體。
（倪蕊琴）
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米蘭·昆德拉的名字我曾有所聞，直到去年在北京，我才從一位朋友那裏借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訪美期間，正是這本書在美國和歐洲大走其紅熱潮未退的時期，無論先鋒派或傳統派，大部分美國同行對此書頗為推崇。《紐約時報》等權威性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書評給予激賞。
自現代主義時期以來，世界範圍內的文學四分五裂，而昆德拉這部小說幾乎獲得了來自各個方麵的好評，是一例多見的現象。一位來自弱小民族的作家，是什麼使歐美這些作家和書評家如此興奮呢？
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學，由捷克走向人類，由現時走向了永恒，麵對著一個超政治觀念、超時空而又無法最終消滅的敵人，麵對著像玫瑰花一樣開放的癌細胞，這種沉重的抗擊在有所著落的同時就無所著落，變成了不能承受之輕。
他的筆從平易的現實和理性入，從孤高奇詭的茫然出。也許這種茫然過於尼采化了一些。作為小說的主題之一，既然尼采的“永劫回歸”為不可能，那麼民族曆史和個人生命一樣，都隻具有一次性，是永遠不會成為圖畫的草圖，是永遠不會成為演出的初排。我們沒有被賦予第二次、第三次生命來比較所有選擇的好壞優劣，來比較捷克民族曆史上的謹慎或勇敢，來比較托馬斯生命中的屈從和反叛，來決定當初是否別樣更好。那麼選擇還有什麼意義？上帝和大糞還有什麼區別？所有“沉重艱難的決心（貝多芬音樂主題）”不都輕似鴻毛、輕若塵埃嗎？
反對媚俗而無法根除媚俗，無法選擇的曆史又正在被確定地選擇。這是廢話白說還是大辯難言？昆德拉像為數並不很多的某些作家一樣，以小說做不說之說，啞默中含有嚴酷的真理，雄辯中伏有美麗的謊言，困惑的目光觸及到一個個辯證的難題，兩疑的悖論，關於記憶和忘卻，關於媚俗和抗俗，關於自由和責任，關於性欲和情愛……他像筆下的那個書生弗蘭茨，在歐洲大進軍中茫然無措地停下步來，變成了一個失去空間向度的小小圓點。
在捷克的文學傳統中，詩歌散文的成就比小說更為顯著。
不難看出，昆德拉繼承發展了散文筆法，似乎也化用了羅蘭。巴特等解析文化的“片斷體”。把小說寫得又像散文又像理論隨筆，所分開的章節都十分短小，大多在幾百字和兩千字之間。整部小說像小品連綴，舉重若輕避繁就簡，信手拈來一些尋常小事，輕巧勾畫出東方社會的形形色色，折射了從捷克事件到柬埔寨戰爭的寬廣曆史背景。他並不著力於傳統的實寫白描。至少我們沒看到那種在情節構設、對話個性化、場景氣氛鋪染等等方麵的良苦心機、而這些是不少中國作家常常表現出來的。
我們並不能理解昆德拉，隻能理解我們理解中的昆德拉，這對於譯者和讀者來說都是一樣。然而種種理解都不會沒有意義。如果我們的理解欲求是基於對社會改革建設事業的責任感，是基於對人類心靈種種奧秘的坦誠與嚴肅，是基於對文學鑒賞和文學創作的探索精神，那麼昆德拉這位陌生人值得認識和交道。（韓少功）
活著的驕傲和哀傷
應該說早在1994年就有了對《活著》的第一次閱讀和隨之而來的關於淚水的記憶。
這種感受是真實的，盡管在隨後幾年的幾次重讀中，我已經越來越理性地看待這部作品：熟知小說的每一個細節，並不再願意僅僅順著情節的發展去閱讀和思考。但令人尷尬的是我發現自己依然無法說清這樣一個問題：《活著》究竟意味著什麼？
或許麵對真正優秀的作品，任何解釋和轉述的企圖都顯得多餘。或許對一個讀者來說，有時候需要的隻是默默地閱讀，默默地咀嚼和理解。就像理解生命本身，理解什麼是醜惡和美好，什麼是夢想和缺憾，什麼是掙紮和宿命。
正如作家餘華在《活著》的韓文版的前言中寫的：“作為一個詞語，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裏充滿了力量。”憑著隻言片語的新書簡介，我曾武斷地將這種力量理解為堅韌的內核，絕望中的希望，或是汗淚交織中緊攥的拳頭。我天真地以為由此我將理解整部作品，但事實告訴我並非如此。《活著》要傳遞給我們的遠不止這些，在人世的滄桑和苦難麵前，餘華的路走得更遠，而“活著”本身則顯得更加意味深長。
小說貫穿的是一位孤獨老人對自己大半生的追憶，時間跨度從抗戰結束後的4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後的80年代。
曆經滄桑而又榮辱不驚，老福貴的講述一直不緊不慢，該長哭當哭時，卻無動於衷，該唏噓感慨時他不肯多談半點。所有洶湧的情感都潛進了冷漠的敘述之中，使讀者從中明明感受到字裏行間的一股潛流卻又無以名狀，欲哭無聲、欲歎無言。
那麼現在應該如何來概括《活著》呢？它講述的究竟是中國老百姓這幾十年是如何熬過來的故事呢，還是一個催人淚下的情感悲劇呢？或許都不是，餘華自己也將那種所謂描寫現實，實為“寫實在的作品”與真正的“現實作品”分得很清。在餘華為我們虛構的一個個接連而至、近乎“不可能”的苦難麵前，我們已忘記了他以往作為先鋒作家熟稔了的寫作技巧，看到的隻是平實的“現實”，想到的卻是人類生存中永遠需要直麵的困境。
或許從某種意義上說，《活著》更像一支古老的歌謠，在向我們傾述著一個生命中脆弱與頑強、驕傲與哀傷的真相，讓我們懂得卑微生命中蘊藏著些微的卻如金子般閃亮的光芒，明白人性的溫情是如何一步步把苦難的人們變得自信而寬容、堅實而無所畏懼。
（吳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