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初年，中央行政機構的設置仍然遵循唐製。中央設置三師（太師、太傅、太保）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徽宗時，權臣蔡京當政，廢三公，另置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三師僅是對貴族宗室的加官、贈官稱號，不參與政事。尚書、中書、門下三省的機構仍然設置，但三省長官因官位尊隆，常不予設置，即便設置，也不參與朝政，隻是作為少數重臣的榮譽虛銜，或死後的贈官。北宋前期一百多年的時間裏，宰相的設置多沿襲唐製，即擁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稱號的官員是宰相之職，有“參知政事”名號的官員為副宰相。上述名號多加在尚書左右仆射、中書侍郎或門下侍郎等官員身上，因此有的宰相稱為尚書左（右）仆射同平章事，有的稱中書（或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資深望重的宰相往往加上一些榮譽頭銜，以示尊崇，如可以加太尉、太保、司空等名號。資曆淺但又為皇帝所信任的大臣，可以加“同平章事”的名號，以便參與朝政。如宋初，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而聞名的趙普先是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的官銜參與朝政，成為太祖的主要謀臣，為宋王朝獻計獻策，不遺餘力，後升遷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最後加官太保兼侍中，並封魏國公，一生尊榮，莫過於此。被太宗稱為“呂端大事不糊塗”的呂易直，也是以戶部尚書的官銜加同平章事，參與朝政。王旦、範仲淹等人都以“參知政事”名號出任副宰相。這時宰相無定員，有三至五人。宋神宗元豐（1078—1085年）年間，官製有所變動，以尚書左右仆射為宰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是正宰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是副宰相。如司馬光就曾任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呂公著曾任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本來正宰相權重於副相，但因中書職掌議政、取旨和出令，權力較重，所以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雖為副相，但職權卻重於正宰相。如神宗時，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蔡確權力就重於左仆射兼門下侍郎王，但在名分上，蔡確 要低於王，這就使他們相互牽製，不能獨掌大權。同時中書與門下 兩省又設專職侍郎，他們和尚書左右丞代替了原來的參知政事，成為事實上的副宰相。
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中央中樞機關又有變動，以尚書左右仆射加同平章事為宰相，門下與中書兩侍郎為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廢除了尚書左右丞，這時宰相數目少，權力集中，這是因為當時政治軍事形勢日益險峻，金兵窺探江南，軍務繁興，國家政務需要集中處理。這時相權又開始膨脹，如汪伯彥任左仆射時，“專權自恣”；黃潛善任右仆射時，逐李綱，殺陳東、歐陽澈。秦檜先後專權達十九年，氣焰熏天，不可一世，兩度出任宰相的趙鼎因與秦檜意見不合，而被秦檜一貶再貶。秦檜還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死了抗金名將嶽飛。
孝宗乾道（1165—1173年）年間，又改稱尚書左右仆射同平章事為左右丞相，以名臣虞允文為左丞相，梁克家為右丞相，副宰相仍稱為參知政事。從此以後，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等官名完全廢除。除了上述官職為相職外，宋史書中還有“平章軍國重事”“同平章軍國事”等官號，這些官號也是宰相稱呼，而且更為名貴，主要用來尊崇元老重臣，前後得此尊位者不過數人，如北宋大臣文彥博，前後任官五十多年，曆經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有“四朝元老”之尊，因此在哲宗時，被任命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呂公著也是四朝元老，曾和司馬光一同輔政，司馬光死後，他獨當國政，位至司空、同平章軍國事。這些大臣，聲價很高，可以數日一朝，但大多年老，不大理事。但在南宋寧宗時，外戚韓（uō） 胄以太師之尊，加“平章軍國事”，大權獨攬，一日一朝，相印在其府第，權位居左右丞相之上。宋度宗時的權奸賈似道，也是太師，並加“平章軍國事”，處理朝中軍國重事，其私宅西湖葛嶺成為事實上的小朝廷，他招權納賄，隱匿軍情，謊報戰績，直到把南宋小朝廷送入墳墓。
“二府”中的另一府，就是樞密院，起源於唐末，當時唐代宗設樞密使，由宦官擔任，典掌機密，出納王命。後梁時，梁太祖也是以親信朝臣出任樞密使，仍是典掌機密，並備皇帝顧問。後唐時，“軍國大政天子多與之謀”，宰相僅僅“受成命”，治文書，樞密之任，重於宰相。由於當時戰事頻繁，朝廷以武事為重，所以樞密使多掌軍事機密，樞密院逐漸成為最高軍事機關。宋代“二府”並立，分掌文武二柄，即始於此，其詳細情況，留待下節講敘。二、“杯酒釋兵權”——宋代軍事機構
961年的一天晚上，剛剛黃袍加身的北宋皇帝宋太祖正在和王審琦、高懷德、石守信等親信大將歡宴，酒興正濃時，宋太祖歎息說：“如果不靠你們推戴，我當不上皇帝，當上皇帝後，又不能安眠。”諸將忙問緣故，宋太祖說：“事情很明顯，我這個位子，誰不想坐如果你們部下諸將擁戴你們，你們會拒絕嗎”諸將這時才發覺氣氛已變得殺氣騰騰，危機四伏，不由魂飛魄散，為避殺身之禍，忙向太祖問計，太祖說：“你們不如辭去軍職，多置良田美宅，快活一世，這樣我們君臣無猜，不是很好嗎”諸將點頭稱是。次日諸將辭去兵權，太祖厚加賞賜，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杯酒釋兵權”。這一事件的發生，有著深刻的曆史背景。自唐末以來，藩鎮割據，皇帝形同虛設。五代十國的統治者都是割據一方的大小軍閥，對他們來說，“今世天子，兵強馬壯則為之耳寧有種乎”確實不謬。隻要擁有強大武力，軍閥們就可以在所轄區域內稱孤道寡，黃袍加身，如宋太祖就是因為掌握了強大武力而取代後周的，對此，他自然有著更深刻的體會。因此上台後，他就對軍事機構進行了一係列變動，“杯酒釋兵權”僅僅是一個開端。宋朝以樞密院為最高軍事行政機構，設樞密使、知院事使為長官，以同知院事、樞密副使、簽書院事、同簽書院事為副長官，佐助天子執掌兵政。下設有北麵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教閱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雜房等機構。樞密院主要執掌“軍國機務、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令，以佐邦治”。
凡是侍衛諸班入值，內外禁兵招募、軍官的遷升賞罰，都由它掌管。但是沒有指揮權，並且出任樞密院長官的都是文臣，如向敏中、範仲淹曾任同知樞密使，王欽若、夏竦（ǒg）曾任樞密使，這些人都是進士出身，不擅軍事，不會威脅皇權。當然也有以武將出任樞密院長官，如韓世忠、張俊曾任樞密使，嶽飛也曾任樞密副使，不過都是在解除兵權之後才擔任的。用文臣為樞密院長官，是宋王朝一貫堅持的重文輕武、以文製武政策的體現。同時禁軍不再設置最高統帥，罷去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等高級軍職，同時把禁軍二司（殿前司和侍衛馬步軍司）分為三衙，即殿前、侍衛馬軍、侍衛步軍三衙門，三者鼎足而立。三衙的將領則用一些資曆較淺、容易駕馭的人來擔任，而且時常調換，他們負責訓練軍隊，禁軍外出作戰，由皇帝另派統帥。同時軍隊的調遣和移防等事務須聽命於樞密院。更絕的是實行“更戍法”，禁軍的駐屯地點，每幾年調動一次，而將領卻不隨之調動，這樣造成“兵無常將，將無常帥”，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從而將不得專其兵。軍隊布防是按照“守內虛外”的政策進行的，禁軍有一半駐防在京師附近，其餘分戍全國各要地，邊境隻駐少量禁軍，以免內輕外重，難於駕馭。宋太宗說得明白：“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這段話說明了其布防的用心所在，就是把農民造反視為心腹之患，禁軍任務就是鎮壓農民造反。
宋太祖對國家養兵有一套理論，他認為“荒年百姓造反，軍隊不會反；豐年軍隊叛變，而百姓卻不會造反”。因此一遇荒年，他就大量擴兵，強壯的作禁兵，不合格的作兵，這樣，起義的力量就變為鎮壓起義的力量，這裏含有狡猾的政治詐術。另一方麵又導致了兵員的日趨膨脹。如宋太祖末年，全國有軍隊三十七萬餘人，到宋英宗時達一百十六萬餘人，九十年間，增加了兩倍多。禁軍外出作戰，由皇帝派遣將帥，並由皇帝製訂作戰計劃，遙控軍隊作戰。為鉗製將帥的行動，常利用宦官充任監軍，或直接以文臣領兵，如向敏中曾指揮西北戰事，範仲淹、韓琦也曾擔任西北邊防重任。這些文人，本不擅長軍事，由他們統兵，無異於驅士卒入虎口，後果可想而知。如夏竦指揮西北邊防戰事時，就為西夏人所輕視。王欽若出鎮大名（今屬河北）時，看到遼軍從城下經過，嚇得屁滾尿流，隻好燒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這樣的將帥怎麼能指望他們打勝仗。
北宋對軍事機構的改革，對解決藩鎮割據，武人擁兵稱雄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但卻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如實行兵將分離政策，帶來了將帥互不熟悉、指揮不靈，以致軍隊戰鬥力削弱的弊端。雖然北宋政府豢養了百萬大兵，卻抵擋不住遼和西夏的進攻，屢屢喪師失地，不得不在1004年，與遼簽訂澶淵之盟，後又與西夏達成和議，每年向遼和西夏支付大批白銀和絲茶，以換得邊境的安寧。
三、“以文臣知州事”——宋代地方官製
宋太祖對唐末以來節度使因權重而形成的割據之禍深有體會，他認為一百個儒臣的貪汙所造成的危害，也趕不上一個武將造反所引發的動亂。因此，他當上皇帝後，采納謀臣的建議，對地方政權機構進行了精心的設計，以求宋王朝的長治久安。宋代地主行政機構分為路、州（府、軍、監）、縣三級。路是地方最高行政機關。宋太宗時，全國劃分為十五路，宋仁宗時有十八路，到徽宗時達二十六路。
南宋王朝偏安江南，地域大為縮小，故隻有十六路。路的行政機構是“四司”，即經略安撫司、轉運司、提點刑獄司和提舉常平司，它們分別管理一路的軍事、財政、民政、司法、監察等方麵的事務。轉運司，又稱漕司，職掌一路的財賦之權，負責把下屬州縣的財賦收入解送朝廷，並可審查下屬州縣的財政收支情況，舉刺地方不法官吏，戰時負責調運軍需物資。長官叫轉運使，還有轉運副使、判官等官員。提點刑獄司，又稱憲司，主管一路的司法刑獄，還兼管捕捉盜賊、保管軍需物資以及地方保甲事務。長官為提點刑獄公事，資曆淺的為同（代理）提點刑獄公事，他也負有監察地方官吏之權。提舉常平司，又稱“倉司”，主管常平義倉、管理治河及賑濟災荒等事務。長官為提舉常平使，他也有監察權。以上合稱“三監司”。經略安撫司又叫“帥司”，宋初隻設在邊境諸路，以後遍設於內地。長官叫安撫使，如以二品以上中央大員出任，則稱為安撫大使，下有參謀官、參議官等屬員，主要負責一路的兵民之事，但沒財權，同時又要受到監司的監督，其治民權也往往由下屬州縣長官代理。尤其是長官都是文臣出身，不懂軍旅，如向敏中曾以參知政事的身份出鎮永興軍，文彥博、明鎬曾任河北安撫使、夏竦曾任陝西經略安撫使。這四司之間互不統屬，都直屬中央，但又相互製約。
除此之外，在某些地方還臨時設置招討使、招撫使、提舉茶馬司、提舉市舶司、提舉坑治司等官職，有的由四司長官兼任，有的由朝廷另行派遣官吏出任。這些官員與四司之間沒有從屬關係，都直屬中央，這樣一路的權力被分割，由許多官員分任，從而削弱了地方長官的權利。州為路的下一級行政區劃。唐末以來的州級長官如節度使、觀察使、刺史等仍然存在，但都是虛設的不定員的職務，如節度使作為高貴頭銜隻授給少數親王及有資望的大臣，他們並不到州理事，州的行政事務另由朝廷派遣的京朝官帶原銜前往管理，稱為“權知某州”，也就是暫且代理某州兵民政務，簡稱“知某州事”或“知州”。如範仲淹曾以戶部郎中的身份知延州，馮京以翰林學士的身份知開封府，蘇軾以翰林學士的身份知杭州。由此可以看出，出主州政的多為京朝官，並且他們都是文臣。“以文臣知州事”，可以避免武人割據之禍，具有積極意義，同時為防止他們在地方上形成一股勢力，其出任都屬臨時差遣，一般數年一換，使他們不能專任一方，目的在於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在宋代，與州同級的政權機構還有府、軍、監。一般說來，京師、重要城市及皇帝即位前曾任過職的州，都稱為府，前者如開封府，後者如江寧府。江寧府原為升州，因為仁宗即位前，曾受封於此地，即位後，即改升州為府。
軍一般設在邊區或者衝要之地，它有時管數縣，有時僅轄一縣，大小不等。監多設在產鹽鐵的礦區，如仙井監產鹽，利國監產鐵。宋朝版圖最大時，設府三十八個，州二百五十四個、軍五個、監四個。在這些地方，也同州一樣，由朝官出任知府事、知軍事、知監事，如包拯以龍圖閣大學士的身份知開封府，呂大防也以朝官身份知永興軍。如果以二品以上官品或帶中書、樞密院使職銜出任者，稱為“判某府（州、軍、監）事”，如王安石曾以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身份判江寧府，也就是以宰相身份出任地方官，非同小可。
在州一級的機構裏，還設有“通判”一職，也以朝官出任，大的府州設兩員，小的設一員，主管財政，也有權處理政務，與州府長官同級，但有監察權，可隨時向皇帝奏報地方官的情況，以對府州長官進行牽製，權力很大。宋代州府軍監的屬官設置和前代一樣，如府有司錄參軍、功曹、戶曹、兵曹、法曹等屬官。州有錄事參軍、司理參軍、判官、推官等，處理各項具體事務。讀書人中進士後，往往先擔任州府等機構的屬官，以熟悉政務，如範仲淹中進士後，擔任廣德軍司理參軍，歐陽修中進士後，出任河南府推官。宋代的縣也分數種，有赤縣（京城內）、畿縣（京郊）、望縣（四千戶以上）、緊縣（三千戶以上）、上縣（二千戶以上）、中縣（千戶以上）、下縣（千戶以下）。宋朝最盛時設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個，從太祖後期起，以朝官知縣事，稱為“知縣”，並且也是三年一換。總之，宋代地方官製比較複雜。總起來說，宋地方官並非正式地方官，而是由在中央任職的朝官出任，同時大多為文官擔任。其次都受到各方麵的監督，如州府有通判，路有三監司、監察嚴密。再次地方官權力分散，一職由多人分掌。最後，地方官都屬臨時差遣性質，任期短，多為三至五年。目的是排除地方官吏“專地、專兵、專利、專殺”的可能性，防止權力過大，難以控製。宋朝地方官製確實使地方長官無法專權，但同時也造成了機構龐大、冗官重疊、號令不一、吏治腐敗的後果。到1063年，官吏“十倍於國初”，不僅浪費了大量的財政收入，而且造成辦事效率低下，遇事互相扯皮，不敢勇於任事，導致整個官僚機構的無能和腐敗，正如時人所說，“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