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派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各1人為使者，管理四方銅匭；又派禦史中丞、侍禦史各1人為理匭使。天寶九載（公元750年），唐玄宗以“匭”聲近“鬼”，故改理匭使為獻納使。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恢複舊稱。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以諫議大夫1人為知匭使。又有給事中4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監察弘文館繕寫讎校之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審畢，則駁正違失。凡是詔敕有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白居易在《鄭覃可給事中敕》中說，給事中的職責是“凡製敕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禦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舊唐書李藩傳》載，唐德宗貞元年間（公元785—805年），李藩任給事中，“製敕有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當時有人對他說，這是皇上的聖旨，應該把自己的意見另紙寫上，那能隨便擬在聖旨上李藩說，如果用另紙寫，便是文狀，那能稱為擬敕李藩之所以敢於發此大言，就是因為製度規定給事中有權在認為不合適的詔敕上“塗竄而奏還”。白居易所謂“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就是《大唐六典門下省》說的“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若刑名不當，輕重或失，則援法例，退而裁之”的意思一樣。《新唐書百官誌》說，給事中可“與禦史、中書舍人聽天下冤滯而申理之”，就是指他們可以組成“三司”，越過執法機構，受理天下冤錯案件，聽其訴訟，這種製度稱為“三司受事”或“三司詳決”。
白居易所謂“有司選補不當者，則與侍中裁退之”，就是《新唐書百官誌》所指的“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殿最、行藝，非其人，則白侍中而更焉。”這種製度稱為“過官”。又有起居郎2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法度。天子禦正殿，則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若天子有詔命，起居郎俯陛以聽，退而書之，每季終了時交給史官。貞觀初年，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唐高宗時，許敬宗、李義府為相時，為了防止泄密，上言減少預聞機密的人員，故命起居郎、舍人承旨之後，與百官同出，不得與聞機務。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才詔令起居郎、舍人於入閣之日，具紙筆立於螭頭下，恢複貞觀時期的製度。此外，門下省還設有錄事4人，從七品上；主事4人，從八品下；左補闕6人，從七品上；左拾遺6人，從八品上；典儀2人，從九品下。掌讚唱及殿中版位之次序。城門郎4人，從六品上，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關之節。符寶郎4人，從六品上，掌天子八寶及國家之符節，大朝會，則奉寶進於禦座，天子行幸，則奉寶隨從。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中書省與門下省還各有補闕拾遺，它們均分左、右置，“左”隸門下省，“右”隸中書省。左右補闕，從七品上；左右拾遺，從八品上，均是武則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創置的。
據《舊唐書白居易傳》載，白居易於憲宗元和二年（公元808年）曾任過左拾遺，他說：“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弊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諫官有直接向皇帝提意見的機會，所以，官品雖低，也頗為時人所重。從理論上說，諫官的本職，就是建言諷諫，即使言辭激烈，也無可責難，白居易在任拾遺、補闕期間，曾盡其職而力諫，屢次上書言事，甚至當麵和皇帝爭執，據《通鑒》卷238記載：“白居易因議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所以，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被改任太子左讚善大夫，這是一個不得過問朝政而專門陪伴太子讀書的閑官。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於義憤，首先上書“急請捕賊，以雪國恥”，而當時舊官僚集團卻攻擊他說“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並借機加以誣陷，把他貶為江州司馬。這件事既說明了諫官有言事的特權，也說明諫官處境的艱難。尚書都省尚書省置令1人，正二品。唐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稱東台，廢尚書令，改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武則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改稱文昌台，不久再改為文昌都省。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稱為都台，長安三年（公元703年）稱為中台。唐代尚書省的辦事機構設在長安皇城的承天門大街東側，位於中書、門下二省之南端，所以又別稱南省或南宮。
從中書門下發出的詔令製敕，均經由尚書省轉發到中央各部門及地方各州縣，或者根據詔令製敕的精神製成政令，下達到有關部門。《新唐書百官誌》說：諸州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多少為之節。凡符、移、關、牒（按：皆公文名），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這說明尚書省的權位相當重要，據《舊唐書戴胄傳》記載，唐太宗曾說：“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受其弊者。”這句話就足以說明尚書省在中樞行政機構中的重要地位了，也就是說在三省中，尚書省才是行政的實際總彙。唐代的尚書省組織更加整齊嚴密，由隋之六曹固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而每部的組織，則以隋之侍郎升為尚書的佐貳，在尚書左右丞下，每部有4個屬司，共24個司。尚書省的長官是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因為唐太宗即位前曾任其職，故唐代例不複置。以左右仆射為本省的實際長官。
另有左丞1人，正四品上，右丞1人，正四品下，主持省內日常事務，《新唐書百官誌》雲：“掌辯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禦史舉不當者”。有左右司郎中各1人，從五品上，員外郎各1人，從六品上，為丞的助手，分判本省六部諸司事務。唐高宗龍朔元年（公元661年），改左右丞為左右肅機，郎中為左右承務，諸司郎中為大夫。唐初，仆射的地位十分尊崇，因為在中樞的職事官中，正一品的三公、三師不單獨設置，而正二品的尚書令又被廢，隻有從二品的仆射官階最高，其他兩省的副官如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以及各寺、監的長官均在三品以下。所以《唐會要》稱左右仆射為“師長百僚，雖在別司，皆為統屬”。據說仆射於都堂上書，宰相皆送，文武三品以上官均升階列坐，左右丞、各部侍郎、禦史中丞以及四品、五品以下者皆羅拜階下，仆射不答拜，可見其威權之重。自中唐以後，由於仆射被排斥於宰相行列之外，尚書省的地位因受到使職差遣的衝擊，加上用非其人，其享有的地位就逐漸下降了。據《唐會要》記載，貞觀時，唐太宗曾規定：“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送仆射”。
可見左右丞在尚書省內的權位也是相當重要的，其中左丞統吏、戶、禮三部；右丞統兵、刑、工三部。六部諸司文案均需送都省由左右丞勾檢後，方下達到有關部門。因為規定省內有大事才向仆射請示，其餘細務均由左右丞處理。這樣，左右仆射已漸被架空，都省的實權自然落在左右丞手中了，所以到宋代，左右丞也是執政官之一。尚書都省所屬的六部二十四司，負責處理全國軍政、財文、兵刑、錢穀等一應行政事務。其中吏部掌文選、勳封、考課之政，下統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四司。唐代規定官員的選授製度是：三品以上者由皇帝親自選授，五品以上者由宰相提名呈報皇帝禦批，吏部聽製授官；六品以下者由吏部根據其身材、資曆、才能、功勞、德行、言辭、書判諸方麵的優劣予以“注批”，並報請門下省審複後授職。四司官員分掌如下：吏部郎中，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給假告身、假使，其中有一人專掌選補流外官。
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一人判南曹，均為尚書、侍郎之副貳。司封郎中，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司勳郎中，掌官吏勳級；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及其行狀。若官員死亡後，史官要為其立傳，太常要議諡，若要銘於碑者，則會同百官議其宜記述的事跡上報，然後考功郎中通報其家屬。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前，由考功員外郎主持科舉考試。戶部，掌天下財政、民政，包括土地、人民、婚姻、錢穀、貢賦等，所屬有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四司。其中戶部郎中、員外郎，掌戶口、土地、賦役、貢獻、蠲免、優複、婚姻、繼嗣之事；度支郎中、員外郎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與中書門下省議定上奏；金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管理兩京市、宮市等交易之事，並供給宮人、王妃、官員奴婢衣服；倉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食廩之事。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所屬有禮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其中禮部郎中、員外郎，掌禮樂、學校、衣冠、符印、表疏、圖書、冊命、祥瑞、鋪設，及百官、宮人喪葬贈賻之數，為本省尚書、侍郎之副；祠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膳部郎中、員外郎，掌陵廟之牲豆酒膳；主客郎中、員外郎，掌諸蕃朝謹之事。開元二十四年玄宗詔禮部侍郎主持科舉考試。這樣，禮部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
兵部掌六品以下武官選授、考課、主持武舉，以及軍令、軍籍和中央一級的軍訓，但並不直接帶兵。所屬有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司。其中兵部郎中一人判帳及武官階品、衛府眾寡、校考、給告事諸事；一人判簿籍及軍戎調遣之名數。員外郎一人掌貢舉、雜請，一人判南曹，歲選解狀。皆為尚書、侍郎之副；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地圖、城隍、鎮戎，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凡蕃客至，鴻臚寺先詢問其國山川、風土，然後製成地圖上奏，並送副圖於職方司，殊俗入朝，則圖其容狀及衣服樣式通達於上；駕部郎中、員外郎掌輿輦、車乘、傳驛、廄牧馬牛雜畜之籍；庫部郎中、員外郎，掌兵器、鹵簿儀仗。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隸並平議國家之禁令。其屬有刑部、都官、比部、司門四司。其中刑部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寺及天下上奏諸案件，為尚書、侍郎之副貳。
凡是審理大案件，可用尚書侍郎之名義與禦史中丞、大理卿組成“三司”，共同參議。國家發布大赦令，可代表刑部召集囚徒宣布赦免名單；都官郎中、員外郎，管理俘虜，奴隸的簿錄，給以衣糧醫藥，並審理其訴訟事件；比部郎中、員外郎負責通會內外賦斂、經費、俸祿、勳賜缺乏物資，以及軍用物資、器械、和翟等事；司門郎中、員外郎，管理門禁關卡出入登記，以及各地上繳失物的處理。工部掌土木水利工程和國家農、林、牧（軍馬除外）、漁業之政，以及諸司官署辦公所需紙筆墨之事。所屬有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其中工部郎中、員外郎，掌城池之工役程式，為尚書、侍郎之助手；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屯田及在京文武官員之職田、諸司官署公田的配給；虞部郎中、員外郎，掌苑囿、山澤草木以及百官蕃客菜蔬薪炭的供給和畋獵之事；水部郎中、員外郎，管理河流過渡、船艫、溝渠橋梁、堤堰、溝洫的修繕溝通，以及漁捕、漕運諸事。六部長官稱為尚書，正三品，副官為侍郎，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唐初以來，尚書的地位很高，據《通鑒》開元二十四年的記載：“惟舊相及揚曆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
正因為如此，尚書實際上成為高官權臣的兼職，不能具體處理本部事務，這自然就被架空而失去實權。唐代六部尚書分為三行：吏、兵為前行；刑、戶為中行；禮、工是後行。各部官員的遷轉就是按照這個次序的，由後而中而前的，所以擔任某部尚書，並不等於熟悉這部的職務，而隻是由於資格的關係。因此，中唐以後，六部尚書基本上成為官員遷轉之資，其官稱隻代表一種身分，而不一定說明所任的職務。這就是宋代六部等於虛設，而另以其他機構代替六部的由來。監察機關顯神威——禦史台唐承隋製，置禦史台，為全國最高監察機關。設禦史大夫1人，正三品。《新唐書百官誌》雲：“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唐會要禦史台》雲：“正朝廷綱紀，舉百官紊失”。在隋朝及唐初，禦史台隻管揭發，並且隻要根據傳聞即可奏劾，不需要什麼證據，更不受理訴訟，這就是《通典禦史台》所說的“但風聞彈事，提綱而已”。
唐太宗非常重視禦史台的作用，他要求三省和禦史台官員各盡其責，真正起到互相檢查的作用。《貞觀政要》卷1記載他對大臣說：隋朝所以二世而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皇帝“不肯信任有司，每事皆自斷”，結果群臣有意見都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而他自己則要“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事”，凡事都要交給有司商量，然後經宰相籌劃，於事穩便，才能上奏施行。他為了充分發揮禦史台的監察職能，貞觀元年（公元627年）規定：凡是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官吏入閣議事，都要有諫官隨同，有不當的隨時進諫。禦史台的地位由此提高，對於糾正官吏的違失起了一定作用。貞觀以後，禦史台也受詞訟，並且設置了“台獄”，《新唐書百官誌》說：“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禦史大夫、中書、門下也”。“有製覆囚，則與刑部尚書平閱”。對於百司不法事件，“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在糾舉之前，往往要“推覆理盡，然後彈之”。禦史台的次官，唐初依隋舊製，稱治書侍禦史中丞，高宗李治即位，因避帝諱，改稱禦史中丞，正五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