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開皇元年（公元581年）下詔，表揚岐州刺史梁彥光，後來又表揚相州刺史樊叔略、新豐縣令房恭懿。開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因臨潁縣令劉曠的考績名列天下第一，被升為莒州刺史。五年以後，汴州刺史令狐熙於吏部考績第一，賜帛三百匹，布告天下進行表揚。開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齊州有個小官王伽，執法認真，關心群眾，使歸家的罪犯自己按期到京城報到。這件事感動了隋文帝，他立即召見王伽，同時，令全國官員學習王伽的榜樣，詔諭各級官員以誠待民。隋文帝不僅獎勵良吏，還厲行法治，嚴懲貪官汙吏。他經常派人偵察內外官員，發現犯法行為者便加嚴懲。他的兒子楊俊因生活奢侈，私造宮室，被他發現後，即敕令歸第禁閉，並廢為庶人。有的大臣勸諫，隋文帝說：“法不可違”。又說：如果照你們的意見，“何不別製天子兒律”楊俊死後，他的僚佐請為之立碑，隋文帝也不允許，說：“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開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他發現太子楊勇奢侈好色，便把楊勇廢黜，立楊廣為太子。由於隋文帝厲行法治，一般官員有所畏懼，貪汙行為相對減少，對人民群眾多少是有利的。隋文帝出身軍事貴族，“不悅詩書”。但作為一個封建皇帝，他也免不了要提倡禮樂教化，用以作為思想統治的工具。
《隋高祖紀》載，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滅陳以後，他下令：“有功之臣，降情文藝，家門子侄，各守一經，令海內翕然，高山仰止。”又說：“製禮作樂，今也其時。”於是命牛弘、許善心等議定禮樂。仁壽元年（公元601年），他在詔書中斥責國子學和州縣學的生徒雖然人數很多，但“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因而決定國子學隻留學生70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對於留下的生徒，“明加獎勵”，量才授官。隋代品官祿秩，據《隋書百官誌》載：京官正一品，祿900石，其下每以100石為差，至正四品，為300石，從四品，250石；其下每以50石為差，至正六品，為百石，從六品90石；其下每以10石為差，至從八品，為50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以及九品，除春秋二季外，皆不給祿。刺史，太守，縣令，依其所治人口多寡，計戶給祿，各以戶數為九等之差。大州620石，其下每以40石為差，至於下下，則300石。大郡340石，其下每以30石為差，至於下下則100石。大縣140石，其下每以10石為差。至於下下則60石。地方官隻有刺史，二佐，太守，縣令給祿，其他吏員不給祿。
三、唐襲隋——三省六部製的發展
唐代的官製基本是沿襲隋製。《新唐書百官誌》雲：“唐以官製，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以皇帝為首的封建國家體製，在唐高祖武德時期就比較完備地建立起來。皇帝掌握著國家的最高權力，操有對一切臣民生殺予奪的大權。法律和法令都以皇帝的名義頒布，皇帝有權修改法律和法令，並可以不受法律和法令的約束。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等職官體係。在中樞機構中，製令機關、封駁審議機關與行政事務機關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政務機關和事務機關的職責是很分明的，監察機構也很完備。此外，還有一套比較完備的品階勳爵製度。《新唐書百官誌》說：其辨貴賤，敘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時考E21而升降 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方唐之盛時，其製如此。隨著社會矛盾的發展和政治形勢的變化，唐代的職官製度也發生了變化。“使職差遣”逐漸侵奪了原來職官的權力，新出現的一些使職，使得原來的一套官僚體係發生了紊亂。他們占據了中央與地方的大部分權力。當時的局麵，正如李肇《唐國史補》所說的“為使則重，為官則輕”。
這種現象對宋代官製也有一定的影響。唐代的中央官製大致有以下幾個係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政事堂唐代初年，以中書省長官中書令、門下省長官門下侍中、尚書省長官尚書令共議國政，都是宰相。宰相是輔佐皇帝總領天下大政的官員。《新唐書百官誌》說：“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後來，因為唐太宗即位前雖曾任過尚書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職，便以仆射為尚書省長官，與門下侍中、中書令號稱宰相。據《冊府元龜宰相總序》說，自隋代以來，就有“或以他官參掌機事及專掌朝政者，並為輔弼”。唐代也因宰相品位尊崇，人主不肯輕易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並假借他官之稱。如唐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征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稱“參議得失”，或稱“參知政事”等等，名稱不一，都是宰相之職。《舊唐書李靖傳》載貞觀八年（公元634年），中書令（《百官誌》作仆射）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其言辭極為懇切，唐太宗為之感動，說：朕觀古往今來，身居富貴，能知足者甚少。縱然才能不堪，身患疾病，猶自強居職位。公能識大體，精神誠可嘉。
於是，太宗除下優詔，令其在家調養外，又命其疾小愈，兩、三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貞觀十七年（公元633年），太宗以李為太子詹事（東宮百官之 長），並特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之銜，使其與侍中、中書令一樣參預宰相職事。從此之後，就有“平章事”與“同三品”的銜號，就是品級再高的官，也不例外，否則，就不能行使宰相的職權，隻有三公、三師及中書令不加，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黃門侍郎郭侍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以後，“同平章事”也成為宰相的銜號。開元以後，為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結果就不能參與宰相機務，而被擠出宰相行列。安史之亂以後，宰相名號又有了變化。由於代宗大曆十二年（公元777年）升中書令和門下侍中為正二品，所以就廢除了“同中書門下三品”的職銜。與此同時，中書令和門下侍中基本是藩帥兼領，幾乎不單獨作為宰相來設置，因此，唐後期的宰相名號基本上就是“同平章事”了。唐代初年，三省長官在門下省議事。
這個議事地點稱為政事堂。《文獻通考職官四》說：“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其後，高宗時的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玄宗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張說為中書令，又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並且列吏房、機務房、兵房、戶房、刑禮房五房於後，“分曹以主眾務。”至此，政事堂已從“議事”之所變成宰相的辦事機關了。產生這個變化的原因是因為唐玄宗以前，宰相都是三省長官兼職的（因三省長官尚有本省常務），他們上午在政事堂議事，下午就回本省辦公，因此，不必要另立宰相的辦公機關。
玄宗開元以後，宰相數量少了，其職位更為尊崇，基本上是專職的（楊國忠雖身兼四十餘職，但也以相職為主），於是就有必要設立一個固定的宰相辦事機關，並列五房以處理日常行政事務。政事堂會議是協助皇帝統治全國的決策機關。軍國大事經政事堂會議商定，奏請皇帝最後裁決；機密大事以及五品以上官員的升降任免，隻在政事堂議論，他官不得預聞。在政事堂（或中書門下）議事的幾位宰相中，有一位是首席宰相，稱為“執政事筆”。唐玄宗時，李林甫、楊國忠為相，他們之所以能專權用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長期竊居了“執政事筆”的職位。安史之亂後，肅宗鑒於相權集中而造成個人專斷之弊，乃“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宰相十天一秉筆的製度，到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794年），才改每日一人輪流秉筆，其用意顯然是在於防止宰相專權，但德宗以後，這個製度並沒有延續下去，如穆宗、敬宗時的李逢吉，武宗時的李德裕都是獨秉國政的。
宰相權力的大小，都是取決於皇帝（還有中晚唐時期的宦官）的態度的。三省六部已完備唐沿隋製，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同樣是國家最高的政務機構，分別負責決策、審議和執行國家的政務，同時把原尚書省諸曹正式確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部下有司，部的首長稱尚書，副首長稱侍郎，各司正、副負責人稱郎中、員外郎。隋唐三省六部製的確立，是秦漢以來封建國家中央官製不斷變化的結果。其組織較完備，分工較明確，是封建社會發展至成熟階段的一個標誌。這些一直延續到清代，基本上沒有改變。但有一點與明清不同的，唐代的尚書省有一個總機構，名為“都省”，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分管吏、戶、禮左三部，兵、刑、工右三部。左右丞處於行政監督地位，而左右司則兼有總務管理的性質。唐代中書省（隋因避諱作“內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中，關係最為密切的是中書省與門下省，它們合稱為兩省或北省（尚書省稱為南省），長官為中書令、侍中，開元時皆為正三品（代宗時升為正二品）。中書省與門下省同秉軍國政要，中書省掌製令決策，門下省掌封駁審議。
凡軍國要政，皆由中書省預先定策，並草為詔敕，交門下省審議複奏，然後付尚書省頒發執行。門下省如果對中書省所草擬的詔敕有異議，可以封還重擬。凡中央各部、寺、監及地方各部門所呈上的奏章，重要的必須通過尚書省交門下省審議，認可以後，方送中書省呈請皇帝批閱或草擬批答，門下省如認為批答不妥，也可駁回修改。唐太宗非常重視中書、門下兩省在中樞政務機構中所發揮的作用，他曾多次稱中書門下為“機要之司”。《資治通鑒》卷192記載：他於貞觀元年十二月對群臣說：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然駁正。人心所見，至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複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可見唐太宗非常注意集體的智慧，防止個人專斷而造成“兆民之深患”。中書、門下協助皇帝決定大計方針，就是防止個人專斷的有效措施。
中書省，置中書令二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高宗龍朔元年（公元661年）改中書省為西台，中書令稱右相。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中書省為鳳閣，中書令稱內史。開元元年（公元713年）又改中書省為紫微省，中書令稱紫微令。後複舊稱。中書令為一省之首官，《新唐書百官誌》雲：“中書令……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又置侍郎二人，正三品，為中書令之副，參議朝廷大政，臨軒冊命，若四夷來朝，則受其表疏而奏之。又置中書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書省的骨幹官員，掌侍進奏，參議表章、草擬詔旨製敕及璽書冊命。因其所掌皆機務要政，故特規定四條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緩，禁違失，禁忘誤。他們可以就省內所討論的軍國大政及報上的奏狀，發表自己的初步處理意見，並簽上自己的名字，謂之“五花判事”。省內的意見經中書令、侍郎彙集後，再交付中書舍人，然後根據皇帝的意旨草成製敕，這個專門負責執筆草詔的舍人稱為“知製誥”，其餘舍人也要分別在製敕上署名。在舍人中選擇一個資格最老的，稱為“閣老”，負責處理本省雜事。舍人六人分押尚書省六部，並輔佐宰相判案。
宰相的議事處政事堂就有一個門通往中書舍人辦公廳，宰相常從這個門經過，找中書舍人谘詢政事。據《舊唐書常袞傳》載，代宗大曆時，常袞為相，才把這個門堵死，“以示尊大，不相往來”。肅宗時，常以他官知中書舍人事，《新唐書百官誌》說當時因“兵興，急於權便，政去台閣，決遣顓出宰相，自是舍人不複押六曹之奏。”直至武宗會昌末年，宰相李德裕再建議：“台閣常務，州縣奏請，複以舍人平處可否。”但這一製度在當時似乎未認真執行過。唐代的中書舍人都是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職，所謂“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是躍居台省長貳以至入相的一塊重要跳板。此外，中書省的屬官還有起居舍人2人，從六品上，《新唐書百官誌》雲：“掌修記言之史，錄製誥德音，如記事之製，季終以授國史”。通事舍人16人，從六品上，掌朝見引納，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通事舍人則導其進退，而讚其拜起、出入諸禮節。四方蠻夷納貢，也由通事舍人接受呈進。軍士出征，則受命勞遣，並每月慰問將士家屬。又有主書4人，從七品上。主事4人，從八品下。右散騎常侍2人，右諫議大夫4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門下省，置侍中二人為省長，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唐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改門下省為東台，侍中稱左相，武後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稱納言，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改門下省為鸞台。開元元年（公元713年）改稱黃門省，侍中稱監，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改稱左相。
《新唐書百官誌》雲：“侍中……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省事”。有門下侍郎2人，正三品，為侍中之副，龍朔二年改稱東台侍郎。武後垂拱元年，稱鸞台侍郎，天寶元年，又稱門下侍郎。《百官表》雲：“門下侍郎……掌貳侍中之職。大祭祀則從；則奉巾，即，奠巾；奉匏 爵讚獻。元日、冬至，奏天下祥瑞，侍中闕，則蒞封符券，給傳驛。”門下省的屬官有左散騎常侍2人，正三品下。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諫議大夫4人，正四品下，掌諫諍得失，侍從讚相。武後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有一個名叫魚保宗的，上書建議置銅匭以接受四方之書。武則天接受了這個意見，鑄銅匭四個，塗以四方顏色，排列在朝堂：東方青匭，稱為“延恩”，凡是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南方紅匭，稱為“招諫”，凡是論及時政得失者投之；西方白匭，稱為“申冤”，凡是陳述受抑屈者投之；北方黑匭，稱為“通玄”，凡是告發天文或秘密謀反者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