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尋租與政府限權
小時候中國人家裏條件普遍較差，最美的事情莫過於父母獎勵給我們的零用錢了，這些錢不多，最多五毛。一位在讀博士講了這樣一件事，小學讀書時，家裏很窮，兩元錢的學費都很難付得起。有一次母親為獎勵他考試得了第一名，給了他五毛錢零花錢，他非常高興，但很快有些犯愁：這五毛錢該如何花呢？應該買練習本嗎，能買一個，因為他的練習本已快用完了。但學校邊上賣的三毛錢一個的燒餅對他的誘惑力也不小。
有一次同桌小夥伴讓他咬了一小口，那味道之好以至於他當時想哪天有錢時一定吃個夠。但顯然，他無法同時實現兩個願望，二者隻能擇其一。在反複權衡了兩天後，他最後的選擇是：花兩毛錢買了一張白紙，裁訂成一個小練習本；剩下的三毛錢則買了一個燒餅。
長大了，他再也不會為到底是買練習本還是買燒餅發愁了，但生活、工作中我們還是常常會麵對幾乎同樣的選擇：也許你正想更新一下手提電腦，同時家中那台用了八年的彩電也應該更新了。在反複權衡後你還是選擇了先買電腦，用電腦工作賺回的錢來買彩電。
我們所處的社會最大的遺憾就在於：人的需求是無限的，而物質總是有限的，所以，人隻是受到物質束縛。個人到家庭再到國家，都麵臨同樣的一個問題：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而財力卻總是有限的，那麼，麵對有限的財力，如何能最大限度地用好它呢？
用經濟學術語講，相對於人們的欲望，資源總是稀缺的。經濟學就是要討論如何使原本有限的資源能最大限度地使人們獲得滿足。研究稀缺資源的配置是現代經濟學的中心任務。
那位博士小時候麵對的“五毛錢如何花”就是經濟學所要研究的問題，是數學解決不了的。當然，他最後的選擇是既滿足了學習的需要，又滿足了解饞的需要，從而使這五毛錢花得最值，即是不自覺地符合了經濟學的要求。
那麼，解決“有限的錢如何花得最值”這個問題到底又取決於什麼呢？如果小時候媽媽在給他五毛錢時規定它隻能用來買練習本，他不可能有其他選擇，不可能還能用它買燒餅，這五毛錢肯定花得沒有他自己決定的那樣值；看來，有限的錢如何花得值還取決於某種配置。
這種“配置”在現代經濟學中就稱為“製度”。在經濟學中“製度”的含義十分廣泛，既指一切法律法規對權利的界定，甚至也指傳統、習慣與習俗，它構成了稀缺資源配置的一個最大的約束條件。“製度”直接影響到資源配置的效率高低，也就是說，直接影響到有限的錢花得是不是恰到好處。
“製度”在決定資源配置效率方麵如此重要，以至於有時比個人決策在決定資源配置方麵還重要。如果我們買東西時不幸買到了假冒偽劣商品，我們一定認為那筆錢花得最不值，最不經濟；但盡管我們個人在購買東西時很小心，還是有上當受騙的時候。而如果在“製度安排”中，對商品生產者的市場準入控製十分嚴格；對製作銷售假冒偽劣商品者能進行事後的嚴厲懲罰，並且懲罰帶來的損失超過它因製作銷售假冒偽劣商品帶來的利潤，等等，那麼，我們有限的錢至少可以因為少上當而花得更值。經濟學家科斯曾用一個很有意思的比喻說明製度安排的重要性。他說，其實我們每個人配置資源時都想能最大限度滿足自己，但能不能做到這點，不取決於個人，就好像草原上一隻饑餓到如果不吃東西就會死的狼追趕一隻小兔子，在決定自己生死攸關的時候，狼與兔子肯定都會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奔跑，但最後是狼死還是兔子死，固然受二者奔跑的速度影響，但更多地取決於當時的環境。比如如果有一棵大樹，兔子繞著樹跑，狼一頭撞倒在樹上，兔子就可能活下來，而狼死掉了。所以，這頗有些像中國一句古語所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們會盡最大努力，但最終能不能成功則更多取決於製度環境。
正因為製度安排在決定資源配置的效率方麵如此重要，現在經濟學除了研究稀缺資源如何配置外，還研究稀缺資源配置的製度決定因素。最終的目的隻有一個，即使有限的錢花得最值，使資源配置的效率最高。
在中國的製度經濟學研究中，最熱門的詞彙之一是“尋租”。
有權力的官員們在官本位的社會裏，處處可以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公共的財富就像是他們自己的財富一樣，他們總是憑借國家賦予的權力通過幹預或者應該幹預而不幹預某些事項，沒有成本地實現社會財富的轉移，使自己獲得好處。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中被稱為尋租活動。形象地說，就是這些掌握社會權力的官員們，將國家賦予的權力當成一種可以出租獲利的物品，對外出租，獲得租金。尋租包括兩個方麵：官員手中有了可以出租的權力，他要尋找到租用他權力的人才能收到租金，所以他要尋找租用的一方；另外，社會上的一些能夠接近這些掌握國家壟斷權力的人，也要尋找擁有對外出租權力的壟斷人物，他要尋找到出租的一方。
以新聞界為例，最基本的方式是利用操控新聞報道權，來達到向報道對象“尋租”的目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假借曝光之名威脅、敲詐報道對象；一是為報道對象胡編亂造，大肆吹捧，以換取經濟回報。除了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外，還有變相的拉讚助、拉廣告、收禮品、到企業兼職、參加企業出錢的旅遊活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