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價值規律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要求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而商品經濟是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經濟形式，通過交換和流通，實現資本增值，追求高額利潤。
尋租則是把權力商品化，或曰以權力為資本，去參與商品交換和市場競爭，謀取金錢和物質利益，即通常所說的權物交易、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等等。像物質形態的土地、產業、資本那樣，在這裏，權力也被物化了，轉化為商品貨幣，進入消費和財富等環節。權力尋租所帶來的利益，成為權力腐敗的原動力。
我國古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之說，曆史上貪汙之事層出不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和珅，他的貪汙幾乎達到了毫無廉恥的程度。一位叫做汪如龍的官員送了他幾十萬銀兩，謀求肥缺。和珅立即回報，汪頂替了另一位官員征瑞做了兩淮監政。征瑞每年向和珅貢獻十萬兩，可是眼睜睜地看著汪如龍得寵，霸占自己的官職，心中不悅，向和珅質問：“和大人，吾每年也向國家（此國家乃和珅之家）貢獻白銀十萬兩，貢獻如此之豐，何以遷我邊關？”和珅抓住他的雙手，用自己的雙手蓋在征瑞手上，笑眯眯地說：“別人的貢獻更大。”
征瑞自然無話可說。江蘇吳縣有個叫石遠梅的人，專門販賣珍珠，每個珍珠外麵用赤金包裹成丸狀，大粒值兩萬金，次等萬金，最便宜的也值八千金。官員爭相購買，向和珅進獻。
上門進獻也非易事。有位山西巡撫派其下屬攜銀二十萬兩，專程赴京給和珅送禮。可是連去了幾次，也沒人接待。一打聽才明白，拿出五千兩白銀，送給接待的人，這才出來一個身穿華麗衣服的少年仆人，一開口就問：“是黃（金）的，還是白（銀）的？”來人說是白的，少年仆人吩咐手下人將銀子收入外庫，給來人一張寫好的紙柬，說：“拿這個回去為證，就說東西已收了。”說完，揚長而去。送去那麼多銀子，連和珅的麵也沒見上!和珅把持朝政二十餘年，像這樣的事，比比皆是。最終嘉慶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條大罪狀，下令把和珅逮捕入獄，和珅並沒有落得善終。
尋租理論最早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它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
1974年，美國的經濟學家克魯格首次公開發表了《尋租的政治經濟學》一文，深入研究和探討了由於政府對外貿易的管製而產生的對租金的爭奪活動。這篇文章因此成了現代尋租理論的裏程碑，克魯格因此也被視為尋租理論的鼻祖。
根據公共選擇學派代表人物布坎南的定義，尋租是指通過國家的保護所產生的財富的轉移，旨在通過引入政府幹預或者終止它的幹預而獲利的活動。這種努力是把有限的社會資源進行了一種非生產性的活動，降低了社會的生產活動。尋租者通過特殊的地位或者壟斷權力將本應該屬於別人或者公眾的財富轉移到了自己的手中。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尋租活動呢？因為社會有設租的存在。許多行業都規定了特殊的經營群體，這樣由於進入的限製，人們為了進入這些領域，就需要開展尋租活動，爭奪經營權；由於特殊行業的管理者擁有絕對的審批權力，是人們公認的“肥缺”，所以很多官員就開展尋租活動，爭奪這個權力以及權利。
尋租理論認為，尋租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行政幹預的存在，行政幹預越多，管製越多，尋租的機會就越多，社會資源的浪費就越嚴重，負麵的效益就越大。圖洛克把尋租看成是“負總和的遊戲”。所謂“負總和”，就是說財富根本沒有任何增加，隻是從一個人的手中轉到了另外一個人的手中，而財富在過手的過程中還要損失一定的交易成本。尋租活動就整個社會效益來說它創造的是一個負值，社會的財富減少了。
首先，限製政府官員的權力。那些政府中不受權力約束的官員是尋租活動的根源，因為政府也是由人支配的，政府官員也是理性有限的經濟人，要限製尋租活動，首先就要通過製度建設約束政府工作人員的行為和權力，製止權力的濫用。
其次要盡可能依靠法律和行政的手段減少行政審批項目，也就是說要減少人為“設租”的可能性。
最後還要增加政府行為的透明度，加強社會公眾和輿論的監督。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不對稱的程度，使公眾對政府的決策、審批有合法的知情權。
在可能的情況下，當內部的阻力足夠大的時候，借助外在力量的推動來減少尋租活動也不失為一種比較好的辦法。因為自己的刀有時候削不了自己的把。比如國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契機，大量削減行政審批，向國際接軌，這就是借助外力推動的最好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