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坑班”，這個名詞和花樣夠勁道吧。明明白白不允許，但為達到目的，就一定能變換著花樣弄出來。
征收高額擇校費以及明看取消了擇校費而背地裏改為“捐資助學”的方式仍然流行，這實在是活脫脫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教育領域的翻版。事情越來越複雜的是，《教育法》、《捐贈法》對捐資助學無不認可，而實際上誰也不想去將被動捐資助學與擇校入學剝離出來。問題自然還在於教育對應由全社會共享的優質資源的集中配置，人為地弄出一些投資多、師資強、區位好、環境優、建築先進、設施優良等等與別的學校的巨大差距來引人趨之若鶩。
一方麵，教育部門厚此薄彼非要弄成優質資源的集中配置，使學校和教師之間硬生生被掘出一條鴻溝來。而另一方麵，卻又聲稱找到了整治擇校弊端的正確道路——“解決擇校問題的一個關鍵是要淡化過早考試競爭”。
所謂的重點中學的設置，難道不正是為小升初擇校專門製造的一塊踏板？難道不是增加學生課業負擔、加壓比拚雙休日補習的症結肇始？
“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是中國教育最現實也最誤人子弟的謬論。在教育背離公平去造神的同時，又規定隻能以一種“跑步”來開始競賽。而中國人又特多，如果不積極參與其中，那不啻等於自動棄權。於是，迫不得已的“起跑”就成了眾多培訓機構分一杯羹的設計，家長們明知是忽悠，也不忍放棄，還是要迫不得已選擇加入。畢竟，就算不為了出人頭地，也要為將來的就業競爭著想——爭一爭或許還有機會，不爭的話，豈不是等於自動繳槍投降。“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成就了教育產業，壯大了GDP，苦了家長，累壞了學生。
不同賽跑的起跑，其實完全不同，何況針對不同的人、不同的彎道。之所以有人鼓噪不要輸在起跑線上，不是因為這個口號太富有遠見和號召性，而是因為無論你幹什麼，橫在每個中國人麵前的都隻有一條羊腸小道，而所有人又都不約而同希望自己能夠完勝別人。
2010年中國還是嚴冬的1月，2002畢業於耶魯大學的一個華裔學生，做出一個震驚全球華人的承諾，稱其將向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捐贈888萬8888美元。而這個數目，是截至當時耶魯管理學院畢業生個人所捐贈的最大一筆款項。
引發震驚的不隻是這個鑲嵌著中國文化的吉祥數字，更在於其知恩圖報並沒有指向國內其從小學到大學的任何一所學校。如此出人預料，著實令不少人大跌眼鏡。然而，旁觀者的熱議無非都是些自以為是的猜測，真實的意圖隻藏於當事人自己的內心。
中國教育為什麼總是培養不出頂尖的人才？為什麼曾經的中國高考狀元拿出近千萬美金無償捐贈為教育“經費”而不能花落中國學校？其中的麻辣，還得由以解惑為業的教育工作者們去琢磨。
教育從小就開始阻滯著中國人的思維發展，拜作假文化之真髓，許多地方的教師為了讓學生考一個好分數，隻得以讓學生背範文、例題、答案來替代教育。爛熟於心的定製，考試結果自然讓學校皆大歡喜、學生興高采烈、家長喜不自禁。周而複始下來，立竿見影又極少花費工夫的一場場應試，一代中國人悉數與真正的梟雄擦肩而過，而成了一大批記憶力高超的後生。
教育的結果，是使不少人除了記憶得到非凡增強而外，很多人連基本的邏輯都不甚明了、不會運用。悲哀也是自然而然。
教育還要貽害中國多久，眼下並沒有讓人看到刨根問底的曙光。如果不來一場決裂似的擺脫應試教育的深刻變革，中國恢複高考製度以來30多年所取得的成果，終將會被教育的我行我素逐一葬送殆盡。
現行教育機製下的學生，確實有太多的迷茫和不易，而且他們還鮮有地方去述說自己的煩惱。
學生隻要一進入學校，便開始承受與他們的年齡及不相稱的種種不平等——教師不容爭辯的的絕對權威，演繹成為了對學生的語言奴役和精神壓榨。名義上對學生負責，實際上是為了自己分得更多的獎金和晉升更高的職級，因此對學生施以高壓，令他們屈從去死記硬背，去考高分。
在學校，與學生相關的幾乎所有東西，都與金錢或者教師的實際利益千絲萬縷的聯係在一起：課代表、委員、班幹部、少先隊的幹部、團幹部、三好學生、獎證、先進、加分，有的全班五六十個學生，絕大多數都有這樣或那樣的頭銜。家長也以這種起跑線上的“官癮”來作為孩子未來淩駕於萬人之上的開頭。而這樣的人之初，幾乎全是權力、金錢和考試淫威下的迫不得已，完全不受正義的約束。
在北京四中位於外地的一個分校，2008年就發生過一起不大不小的怪事：一個年輕氣盛的班主任，因為為學生好、為學生猴急，煩躁之中出手打了學生。“富二代”初中生咽不下這口氣，當即喚來遠在數百公裏之外的父母，當著學校多個領導的麵，學生家爸狠狠還給班主任一個耳光，驚得現場無一人發聲。蒙恥受辱的班主任，當即憤然辭職。這背後的禍之首，就是老師自身素質有問題，而且學生是交了高費的。如今能交得起高費的，不都是有點來頭的強人嗎，怎會咽得下那口氣。
學生逼走老師、氣走老師，即便是全中國僅此一例，恐怕也還是值得我們深思。教師為什麼打學生、憑什麼打學生？家長又為什麼要打老師，非要用同樣的非常手法贏回來？
《中國青年報》2009年11月23日報道：
2009年11月8日晚，河南省鄭州市新密市實驗高級中學高三5班學生李金川在學校服毒自殺，經搶救無效，於當晚死亡，年僅19歲。“爸、媽，對不起，最對不起的是你們，兒子無法報答你們的養育之恩，無法為你們養老送終，對不起……關心過我的親人們，關心過我的好朋友們，對不起！辜負了你們的期望，辜負了你們的情誼……我以自己的方式尋求自己的解脫！祝活著的人們活得幸福！”
這是李金川11月5日寫的遺書，在這一頁的最下方，他還用簡單的三筆勾畫了一個大大的笑臉。
李金川在遺書的第一頁寫道：“我曾向往的高中生活想不到要以這種方式結束。我帶著憧憬來到這所夢寐以求的高中，迎接我的（是）殘酷的現實。×××虛偽、勢利，外強中幹。為什麼我的高中第一個班主任會是你，你讓我對這所學校產生了陰影。有人看見你在段長（年級長）辦公室看黃色（錄像），你就恁憋得慌，在家看不中？還有沒有人民教師的樣子？批評了某局長的兒子又把人家叫到走廊上去道歉，你咋就恁惡心，恁有骨氣……還有×××，你更不是東西，誰知道一個高中的校長是怎麼開上北京現代的？看看這所學校成什麼樣子了，她似乎隻有兩種功能：一是當地政府的形象工程；二是當地強勢階層家庭子女的禦用學校。”
按照成績排名，李金川被老師（尚某某）安排坐在了教室的前排，但之後，李建彬每次去學校看孩子，就發現孩子的座位一次次地靠後。“俺娃回來告訴我說，班級裏其他條件好的同學家長，給老師送了禮，還請老師到外麵吃喝，結果一些原本坐在後麵的學生坐在了前麵，而他隻能一次次地往後調。”李建彬說。
每次聽孩子抱怨“老師惟利是圖，家長請客就給學生調到前邊坐”時，李建彬總是說：“你在學校的目的是學習，老師怎麼樣不關咱們的事，好好學習吧！”現在李建彬最後悔的，就是當時沒把孩子的話當回事兒，“如果俺也給老師送點禮，孩子就不至於從最前邊坐到後麵了，也不會有這麼大的心理壓力，就不會去做傻事兒了。”
李金川在遺書中還寫道：“我想讓時鍾回到2006年的夏天……英華中學複讀班三（七）班，一個曾給我帶來集體溫暖的班級，永遠難忘那一張張可愛的麵孔，難忘班主任的諄諄教誨……”
報道在後麵提出了一個令讀者已經不以為然的問題——誰來拯救滑坡的師德？
功利和自私的應時文化，凸顯了中國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蒼白，也凸顯了橫亙在教育與未來之間的鴻溝。不絕於耳的大學生鬥毆、殺人甚至刀刺自己的父母、中學生暴打同學或者學妹、老師打學生學生打老師等等非正常事件，雖然都可以找到個人素質和修養太差、學業競爭壓力超過臨界、心理不健康等來兜底，來當替死鬼，可這也不能掩蓋教育的無為與沒落。
那些頗具特色的陋習的經久不衰以至成為世界皆知的中國符號，難道因為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裏總有改變不了DNA？
當然不，誰的基因裏麵，都不會攜帶“教養”這樣的文化記憶，自然也不會使基因成為遺傳不良文化的載體。一代代人之所以將不良的文化傳承下去，那還是因為我們根本就缺少對不良的認知，也就不會試圖通過教育的外力來加以改變並培養出更加先進和優秀的成分。如果讀書與做人無關，大學生、研究生甚至博士，如果缺乏被稱為教育的外力的有效作用，同樣要基於這種文化生態的自然，而複製、生成種種陋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