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般浮華與功利追逐著高分更高分的背後，有誰知道，為了在中考體育應試時取得滿分，有多少青少年由老師和家長安排服下興奮劑，而他們是不是又會在接下來的一場又一場莊嚴而嚴苛的考試中再選擇興奮自己一次並將這個真理經驗傳承下去？
你以為嗑藥的場麵，都在那種不良環境裏才會出現嗎？現在，在神聖的考場裏，在祖國未來花朵的身上，已經半公開的上演著這種自虐生命的悲壯。起因隻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教育一切都為了成績排他——學生、學校、老師——無一不是這個老爺車上的軲轆。
中國教育的全部，就是教會了學生解題並記住題型，然後發給一張證明他們進過相關學校的畢業證書。除此而外，一個看似不難糾正而全中國卻背負了百年白眼的隨地吐痰頑疾，興師動眾數十年的說教、糾正，都變成了擺譜，更不要說中國花了兩代人的時間，也還是沒有能培養出幾個世界公認的傑出科學家、工程師、政治家、外交家、文學家、律師、教授或者醫生，即使在成千上萬體育競技項目的世界冠軍當中，受到世界敬重的傑出代表也寥寥無幾。這難道不是教育從小就抹殺了中國人想象力、進取心、創造力和追求共同價值能力的結果？
60年前，貧窮的新中國張開懷抱迎來一大批勇於為真理而獻身的華人回國的盛況，注定沒有讓人能想到，半個世紀過後，GDP已經排列為全球第二的今天，卻出現了與60年前正好相反的一幕——一大批中國精英，卻以卷走在中國生長起來的萬貫財富去換取綠卡為榮——不管是先富起來的富翁，攫取違法收入者，還是貪官。
最新和表述了中國未來教育發展方向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當中的一段敘述，十分明白和高瞻遠矚：“深化教育體製改革，關鍵是更新教育觀念，核心是改革人才培養體製，目的是提高人才培養水平。樹立多樣化人才觀念，尊重個人選擇，鼓勵個性發展，不拘一格降人才。”這是2010年頒布的關於國家教育發展的指導大綱裏的觀點和要求。
理想與現實相比較，誰來告訴國民：今日中國的教育，都變成了什麼東西？
中國道德觀念裏，原來有一個就叫本分。現在也完全被顛覆了。即使是崇高和偉大的具有師道尊嚴的教育界，也爭先恐後，身先士卒。
2011年8月14日，崔永元公益基金舉辦的第五期鄉村教育培訓班開班，來自黑龍江、湖南偏遠地區的100名鄉村教師，到北京參加近10天的教學培訓和參觀活動。令人想都想不到的是，這裏麵竟然混入了黑龍江省北安市和伊春市教育局副局長、主任和小學校長等共8人。一個麵向鄉村教師的免費培訓，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主管部門卻習慣性的先吃先占，其實就是本分不再被尊崇，非分之想成了習慣，職業精神一塌糊塗。能幹預、挑戰並顛覆這種習慣與優良文化傳統的，隻有放任不羈的權力做得到。
失去本分和職業道德的，不唯獨幾個另類的事例。事實上，唯錢是圖的教育已被心魔附身，而且是專門吸血的魔鬼。你可以不相信，但不少小學每年僅僅收取各種費用就能夠上千萬，不能不令你咋舌，而這樣的學校，卻被定義為免費義務教育的主陣地；一個剛揭開人生接受教育新篇章的幼兒，每月上幼兒園的費用，大多數已經超過偏遠貧困地區農民一年的收入……事實卻不容你不信！
教育是一個國家文化特征和文化行為的根基，也是一個民族價值觀走向的指針，更是應該以最公平和最無償的方式加以維持的國家未來發展的命脈。而中國，教育卻在大肆搜刮國民財富的同時，隻交換給被搜刮的新國民們怎樣去應付考試的一塊模板，甚至不去教導國民怎麼才能習得一個健康的人格和心智。相信了“教育就是未來”邏輯而並未享受到先進教育的公民，隻好將教育當成對未來的一種投資，希望自己的下一代繼續自己出人頭地、轉換人生的夢想，賺回自己省吃儉用一輩子的辛苦錢。誰知道，如今大學畢業，已經不再意味著20多年大把燒錢的投資“桃子熟了”，反而是媒體一邊倒，為那些僅占5%的頂尖大學的高材生去賣肉、養豬、賣饅頭、洗車連聲叫好……
中國幾次三番欲以龐大的國民主體來拉動消費，以使經濟發展的成色更加好看一些，然而每一次都無功而返。這與每個家庭從獨生子女跨進幼兒園開始，就需要投入相當部分的收入用作教育不無幹係。除了看得見的房價之外，教育就成了所有中國家庭最大宗、最持久的一筆巨大開支，即便是最貧困的農村，也無一例外。
如果將教育當做產業來看待，相信絕不會輸給其他。
問題還不在於國民看重並不假思索、毫不吝惜的花費巨資應對教育的需要，而是在腦殘的“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的廣告文化和高考指揮棒的擠兌下，對教育巨額投入後的低效和低值產出。國民辛辛苦苦掙來的一點錢財中的相當部分，無端的耗費在最受人崇敬的教育上麵，而教育卻造就不出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適業者、適存者。
中國教育前赴後繼的悲壯，便由此而生。
一個年僅11歲的生命消隕了，用他自己每天都被要求係在脖子上的紅旗的一角——紅領巾，終結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是在剛剛吃完午飯之後——2010年12月29日中午1時許。臥室的書桌上，一個坦克模型仿佛凝固在那裏，而一個多月前才買的寵物螞蟻卻照舊鮮活。
之前，他媽媽未見早該放學的孩子身影，便給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打電話，接連三次都沒人接聽。甚至，就住在學校一旁的她還遠遠望去，看見沒接電話的老師在教室裏“走來走去”。隻因下午有急事必須立即趕回單位去，焦急的母親隻得不斷呼叫班主任，希望詢問到放學了仍然沒有見到的孩子是否已經離校。報道這條新聞的媒體這樣敘述，不一會，周周出現在學校門口，他哭著說：“媽媽，我肚子很餓，老師罰我抄課文。”這本被要求從第11課抄寫到第14課的教輔書，名叫《語文課課練》，四課占了7個頁碼。
作為未成年人的學生餓，不辭辛苦的老師一樣也餓。但是，教育的崇高使命沒有讓老師打退堂鼓，而是下定決心陪著受罰的學生。可能是見學生的家長一次次打來電話，便“提前”讓學生回到了僅與學校一牆之隔的家中吃午飯。而孩子的媽媽得知此事，忙亂中也隻好叮囑：兒子吃完飯後把老師布置的作業抄完。然後便匆匆趕往單位。
到了該上學的時間，母親放不下心來，在上課前20分鍾打電話到家裏，可能是想提醒一下，怕孩子抄不完作業弄遲到了又要被罰其他什麼新花樣。然而，家中電話無人接。
當預感事情不妙的媽媽急匆匆趕到學校，希望進校去看看孩子是否已經像往常一樣坐在教室裏上課了，然而，嚴格執行規章製度的保安拒絕了她的要求。
無奈的母親隻得轉身往家裏走。誰知，一打開門，卻發現自己11歲的孩子用紅領巾把自己吊在門框上，已經沒有了心跳。而旁邊，安靜地放著他沒能抄寫完的被要求按照複印機那樣一字不漏抄寫的“作業”。也許，眼看就要到了下午上課的時間，而被罰抄寫的“作業”又沒有做完，令隻有11歲的少年不知所措，才選擇以結束自己的生命來尋求永遠的解脫。
沉重的惋惜，是否能遮蓋對扭曲的教育的反思？
媒體告訴讀者的數字很具體——這個原來活潑的生命，上學背的書包重達7千克，還曾經被罰在校連續掃地一個月。絕望的母親還展示了兒子以前獲得的幾張獎狀，那是些參加“書畫大賽”、“語文片段競賽”、“征文比賽”成績優異的證明。
但讓人不解的是，該省教育主管部門早已出台《雲南省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增強青少年體質的規定》，對課餘作業的布置等均有明確規定，其中，就有嚴禁布置簡單重複和懲罰性的作業。一個主管部門隻管下發規定，而管不住教師是否合格以及其行為是否違規，這正是教育不作為的一種。更令人絕望的是，兢兢業業為了教育好學生跟著餓飯而執行處罰的教師，是一個具有豐富經驗和相當長教齡的老教師，離功德圓滿的退休僅僅隻有2個月的時間，誰知道如今的小孩脆若骨瓷，老道的教育習慣竟弄出個終生揮之不去的噩夢來。
最讓人不解的是，有關專家在分析此事的成因時，絲毫沒有反省教育本身的念頭，而是將板子都打到教育以外——從社會層麵來看，電影、電視、網絡、動漫、卡通，尤其是境外的一些動漫作品等，過分美化自殺，對小孩有很大誤導；“現在的小學生，已經偶爾會討論到生死等問題”，甚至會有一些自我傷害行為出現——可悲的是，完全掌握著這種消極流行走向的學校、教師、教育，壓根兒就沒有采取一點切合實際的、有針對性的教育措施。而是選擇不作為，旁觀負麵影響在學生、學校泛濫。到底要出多少負麵的新聞，才能將教育從水生火熱之中戳醒來？
教育變成這樣，實在是中國人漠視文化發展的濃縮。如果不改變體現了文化落後的教育的理念，誰也救不了教育，誰也救不了中國。
“文革”前17年，教育是為教育服務的，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遠大理想發動了掃盲和技術革新的非凡激情；“文革”時期，先前的教育實踐被打上“白專”的烙印，轉而強調“教育要為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改革開放之後，“為振興中華而讀書”修正了“政治就是一切”的排斥科學知識和技術的觀念，“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漸漸淡出。從此，中國教育就迷失了方向，成了沒有靈魂的教育。學校圍繞“經濟建設中心”來運轉，教師則以考試成績為中心，學生為將來能賺錢而學……學校、老師、學生各打各的算盤，除了共同的“錢途”，價值觀越來越沒有交集，混沌便由此而生。
2009年，教育進展國際評估組織對全球21個國家做了個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教育的結果，想象力排名倒數第一，創造力排名倒數第五。同時，中國的中小學生認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隻有區區4.7%。更奇怪的是，認為自己有還是沒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學生並不認為那有多重要，希望通過各種方式來培養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學生也不過占14.9%。
好奇心與想象力，是中國文化裏最黯然失色的兩塊磚，雖然分量不輕，但一直因為其貌不揚而不被重視，甚至還被認為是不安分、不踏實、不切實際。正是由於無視和打壓好奇心和想象力文化的大行其道，才使中國人自近代以來想象力和好奇心每況愈下。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20世紀，對人類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的20項重大發明，無一項出自中國人之手。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是，隻有700多萬人口的以色列，卻有近10人獲得過諾貝爾獎，而總人口多過以色列100倍的中國，時至今日也僅一人斬獲此譽。
這對曆來重視教育的中國來說，絕非用自戀的教育大國的信心爆棚就能遮羞。
作為教育大國，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教授、博士、大學畢業生，可就是弄不出幾項足以影響世界、影響人類的核心技術。令人汗顏的還有，中國學子每年有多達2000餘人在美國摘取博士學位，然美國專家卻一針見血指出，中國學子成績突出，想象力卻非常缺乏。
教育的這種狀況，讓看在眼裏的科學大師，在生命最後彌留之際，不得不說出也許憋了半個世紀的疑提問。《半月談》記者熊潤頻、曹健撰寫的《拿什麼拯救科學精神危機》，有這麼一段敘述：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舉例說，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自2000年設立以來，共有14位科學家獲獎，其中就有11個是1951年前大學畢業的。2009年10月31日，隨著錢學森逝世，人們在緬懷和追思中，“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成了備受關注的話題。
如今，這個提問被中國人稱為“錢學森世紀之問”。
請不要說你不懂教育，也請不要說，破解這樣的世紀難題需要花很多時間到外國去考察和發現，然後才能弄懂教育和發現存在的問題。如果真是那樣的話，“世紀之問”這個難題，就隻能因為納稅人開不起那麼多費用隻好作罷，教育的現代化進程也隻能擱淺，世紀難題的方程自然無解。
顯而易見的問題卻在於，以文化作為精髓和基因的東西，恰恰不是可以通過走馬觀花就能考察出來的。對教育的頗多微詞，在科學大師的“世紀之問”以外，從來都彌漫著各種各樣的聲音。正因為無視別人特別是沒有頭銜的非名人們的社會智慧的典型的中國沒有文化，才使得教育成了學校圍牆裏麵的按部就班。
一群以文化建設為營生的專家，不見得就一定比普羅大眾更有文化；同理，一批擠在行政等級羊腸小道上等待提拔和受重用的教育家，也不一定就比教育圈外人更懂教育。中國智慧與文化，由於曆史悠久，而以藏於民間的那部分更為精華。
這也是所謂的旁觀者清——中國教育的改革，還應該發動全社會來製定，而不是由已經充分行政化的教育機構來自己推定。
這樣的觀點，也在於呼喚更多的中國平民百姓成為夠格的民間教育家。如果教育隻能依靠學校而無視家庭和社會更廣泛和更大的作用，那教育注定是被往架上趕的跛腳鴨。